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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马歇尔净评估方法则聚焦于战略评估领域,一、

浏览次数:111 时间:2019-11-07

净评估是美国国防部自主开发与长期应用的一种全面考察和深度掌握动态平衡的、多领域因素的比较分析方法,也是一种从定性到定量、再回到定性的综合集成研究方法。由于它重点关注和主要诊断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实体之间交互作用的状态,尤其是它与战争和作战的竞争性/对抗性特征一致,能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军事斗争准备“做体检”,以及时发现或确认各领域、各层次的竞争性/对抗性问题与机遇,因而在美国和北约国家,日本、印度、以色列、澳大利亚等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倍受推崇。

除了战争之外,世界发展和大国关系也充满不确定性。美国前国防部助理部长帮办林顿·威尔斯在制定2001《四年防务评估》时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话,曾在美国国防界的高层决策者和他们的幕僚间广泛传阅,还被拉姆斯菲尔德发给小布什总统,以提醒他对于不确定因素的考虑。威尔斯说:

[责任编辑:蒋佩华]

我还注意到,有据可查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最早(1951年8月31日)组织的净评估活动,就是要评估苏联打击美国本土的“净能力”,其最早(1953年1月31日)的专职净评估机构——特别评价(1955年后改称净评价)子委员会的使命,就是一年一度地评估苏联对美国核袭击可能造成的“净影响”(或影响的净结果)。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安德鲁·马歇尔提出了净评估方法的基本原则,共有七个主题,大意是:比较多个领域、关注交互作用、结合背景条件、校正作战效能、解构竞争效率、考察系列对象和着重诊断问题等。若从战略评估的角度梳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毛泽东着作中蕴涵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也可归纳出类似的八条要旨,如:着眼特点、着眼发展、着眼全局、着眼实际、着眼矛盾、着眼联系、着眼历史和着眼阶级等。将前后二者放在一起比较,则不难发现,无论以前者诠释后者,还是以后者诠释前者,虽不能一一对应,但大体上是相通的。所不同者:一是形成背景不同,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主要基于国内战争时期国共双方及其盟友、抗日战争时期中日两国及其盟友间的竞争/对抗形成的,马歇尔的净评估方法则主要基于冷战时期美苏两国及其盟友间的竞争/对抗形成的。二是深广程度不同,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更为高远、宽广、精深,因而更为抽象,科学性、艺术性也更强;马歇尔净评估方法则聚焦于战略评估领域,更为具体、更具针对性和操作性。三是发展趋势不同,军事辩证法研究在东方“文、史、哲”氛围特别是我长期和平环境中,哲学化倾向明显;而净评估方法在西方“数、理、化”氛围特别是美重实务而轻理论的传统下,呈现工程化趋势。

[19] James J Martin et al., "Asian Security Challenges-Planning the Face of Strategic Uncertainties. Volume 1. Main Report. Technical Report, 13 February 1990-30 July 1993,"(Science Applications International Corp., San Diego, CA .

[1]JUSTIN ELLIOTT, "Inside The Pentagon’s Idea Factory," TPMmuckraker,MARCH 10, 2009, 年6月18日访问].. [2012[2] Thomas M. Skypek, 'Evaluating Military Balances Through the Lens of Net Assessment: History and Application', Journal of Military and Strategic Studies, vol. 12, issue 2 :2.[3] Department of Defense Directive 5111.11. “Director of Net Assessment.” 23 December 2009.[4] Gilbert W. Fitzhugh,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and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on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Washington, DC: Blue Ribbon Defense Panel, 1 July 1970), v.[5] Ibid., 31.[6] Ibid., 216.[7] Ibid., 44.[8] Ibid., 52.[9] James R. Schlesinger, “A Review of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report;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10 March 1971), 46.[10] Phillip A. Karber, "Net Assessment & Strategy Development for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Future Implications from Early Formulations". Prepared for the conference on “Net Assessment: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Washington,DC: CSBA, 28-29 March 2008). 15 August 2008. 56.[11] Watts, Net Assessment and Strategic Planning.[12] Andrew Krepinevich, "21stC Force Posture" (Rethinking the Foundation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nd the QDR, July 7, 2009),视频:, [2012年6月11访问].[13] Anne L. Armstrong, Fred C. Iklé, Albert Wohlstetter, Discriminate Deterrenc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Integrated Long-Term Strategy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Jan 1, 1988).[14] MICHAEL PILLSBURY, "SECURITY ISSUES: STRATEGIC PERCEPTIONS" (U.S.-CHINA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Washington, DC.,AUGUST 3, 2001) ,413.[15] Watts, Net Assessment and Strategic Planning.[16] Fitzhugh,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and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on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17]Andrew F. Krepinevich and Robert C. Martinage, Dissuasion Strategy (Washington, DC, CSBA, 2008), 6.[18] Gregory F. Giles, "Dissuasion: Conceptual, Planning, and Organizational Challenges for the U.S. Combatant Commands", Strategic Insights, Volume III, Issue 10 .[19] Andrew F. Krepinevich and Robert C. Martinage, Dissuasion Strategy (Washington, DC, CSBA, 2008), vii.[20] 例如2008年BAH为净评估作的项目:《美国对美-印军事关系的看法》。] Ibid.[22] Kaplan, Daydream Believers: How a Few Grand Ideas Wrecked American Power. Location 157[23] Michael Pillsbury, "The US Role in Taiwan’s Defense Reforms (ITDSS Conference, Taipei, February 29, 2004).[24]李海同,净评估对国防战略规划之研究 ,53.[25] 《华盛顿邮报》网站2012年8月2日,

5.毛泽东认为净评估贯穿于战略设计与实施的全过程。紧接着上面的论述,他又明确讲到:“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什么意思呢?我理解,其意思是在战略制定与规划计划及实施的全过程都要进行评估。对此,我在一些场合借助“战略评估——对战略的制定或实施效果进行的综合评价和估量”这个概念,多次谈到战略实施(规划计划实施)过程中的评估问题,认为绝不能把“实施效果”等同于“实施进展”。因为,实施效果讲的是“降低威胁的程度”,实施进展讲的则是“已完成工作的数质量”,二者不能混为一谈。但是无奈人微言轻,并没有引起有关人员的重视和改变。万不得已,今天我也借此机会再诉说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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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同上,第6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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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毛泽东认为净评估是战略决策及规划计划之前的必然过程。对此,他讲到:“……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

进入新世纪以来,境内一些科研教学机构和专家学者开始涉猎和跟踪净评估,陆续有一些译着和论文面世,已经在国家安全战略、防务战略、军事战略、战役作战和装备发展等领域创新上发挥作用。研究表明,美军净评估与战略制定和规划计划工作中常用的分析与综合手段,如:竞争优势分析技术、场景分析方法、假想敌机制、模型模拟工具、逆向论证程序和多层次逻辑框架等,并非稀缺资源,在我国境内也都有开发和运用。

[8] Jeffery R. Barnett ,Future War. An Assessment of Aerospace Campaigns in 2010. University Press of the Pacific .p.xvii.


在主观愿望与客观实际相符合的问题上,他还进一步讲到:“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因此,学习和认识的对象,包括敌我两方面,这两方面都应该看成研究的对象,只有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类似这种关于敌我两方面的论述,在美国相关净评估文献资料中比较多见,如果我们不说明这是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摘录的原话,一些不细心的读者可能还真不知其出处。

按照“净评估可以从历史中找到答案”的说法,虽然“净评估”一词产生于冷战时期的美国,但是有关净评估的理论与实践却广泛存在于古今中外敌对国家的竞争/对抗之中。其历史渊源可追溯至古代孙武的《孙子兵法》、近代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现代马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当代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不确定因素对战略规划至关重要,但却往往在战略规划中容易被忽视,小事件引发大问题,在历史长河中屡见不鲜。如何充分认知不确定因素的重要性,如何降低不确定因素对战略规划所带来的影响,是着名战略家长期关注并强调的问题。本文就上述问题,对中外一些着名战略家对于关于不确定因素的讨论做简要梳理与总结,同时着重对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如何针对不确定因素在战略评估和战略规划方法中做出的努力进行介绍,为我国战略规划部门和规划者提供借鉴。

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由尼克松政府的国防部长詹姆斯·史勒辛吉·马歇尔担任主任至今。从尼克松到奥巴马,马歇尔已经经历了8任总统和13任国防部长。为保证研究结果独立公正,净评估办公室直接向国防部长负责,净评估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一般不超过15人。于1973年正式成立,一直由安德鲁[1]作为五角大楼的内部智库,净评估办公室一直非常低调,并且有些神秘。它对净评估方式没有详细的公开介绍,并且它所做的报告都完全保密。马歇尔本人自进入净评估办公室以后也很少有文章发表。除官方报告和研讨会,他很少参加公开的会议、论坛,或接受采访。互联网上他的文章和访问也是寥寥无几。然而低调并不等于平庸,相反净评估办公室,净评估方法和马歇尔本人对美军长期战略规划方面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一、净评估的定义在学术文献中几乎没有对“净评估”下过定义。20世纪80年代,净评估办公室主任的军事助理艾略特·科恩把“净评估”简单定义为“军事均势的评估”。 净评估办公室的一名文职助理工作人员斯蒂芬·罗森也给了“净评估”一个简洁的定义,即“在和平和战争时期,对国家安全机构之间相互作用的分析”。[2]根据2009年12月23日美国国防部颁布的国防部指令《净评估主任》给出的定义是:“对军事、技术、政治、经济等控制国家间相对军事能力的因素进行比较分析。其目的是识别出值得高层国防官员关注的问题和机会。” [3] 根据以上的定义,就净评估的基本特征和内涵而言,我们可以对其描述为:净评估是具有比较分析、诊断性和前瞻性特征的评估国家安全的多学科分析系统。是一个评估国家间长期政治和军事战略竞争的框架。净评估的目的是诊断与竞争对手之间的战略不对称性,寻求机遇,以支持高层决策者的战略决策。二、净评估办公室的历史沿革1969年7月,尼克松总统上任当年就组织了一个蓝丝带国防小组(Blue Ribbon Defense Panel),对国防部的组织管理、研究、采办等情况进行检查,并提出建议。[4]为了能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成员全部来自国防部以外各个领域,大多不熟悉国防部的运作。他们在一年后的最终报告里提到,“国防部没有将现有和推荐的项目根据美国及其盟友相对于他们敌人的能力和局限性提供综合性分析的机制,国防部长需要随时得到美国和外国军事力量比较研究和评估,以识别美国军事力量方面存在的和潜在的不足与失衡”,国防部还缺少一个负责对美国和外国军事力量进行客观净评估的机构。[5]因此,他们提出创建一个净评估组,负责“对美国和外国的军事能力及潜力进行净评估。这个组的成员应包括来自国防部内一些部门的官员,和国防部长指派的来自国防部以外的顾问和聘用人员,他们应该直接对国防部长负责”。[6]他们还提出建立长远规划办公室。这可以说是对净评估办公室的首次构想,在这一阶段,知己知彼和长远分析的重要性受到了关注。当时的国防部长莱尔德 对净评估也非常的支持。除了强调净评估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他还提出了准备将净评估直接置于国防部长办公室之下的想法。[7]1970年,安德鲁·马歇尔以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的身份,为时任国家安全顾问的基辛格作了《美国和苏联兵力态势净评估》报告。在对比美苏军力后,建议美国创建一种能够定期进行高质量净评估的机制。[8]同年,尼克松总统又指派时任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副主任的史勒辛吉对美国情报部门的组织结构和效率等方面进行检查。根据调查结果,史勒辛吉认为情报部门在效率和管理方面存在问题,并建议成立一个国家级的净评估组,通过经常性对情报界的分析提出质疑和挑战,来提高他们分析的可靠度。[9]最终在1971年12月成立了隶属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净评估办公室。1972年4月,马歇尔开始担任净评估组组长,当时这个工作组的主要任务是对美国和美国的对手的态势作清晰的描绘。[10] 1973年净评估办公室转隶至国防部长办公室,马歇尔任办公室主任。在很短的时间内,马歇尔为净评估研究方法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基础框架,[11]以满足蓝丝带小组的要求。而这个框架的基本特性都源于马歇尔早年在兰德公司的积累。另外成立净评估办公室的国防部长史勒辛吉也曾就职于兰德公司。因此净评估可以被看做是一个以兰德公司早期一些研究作为基础,集多种学科和分析方法为一体的一套系统分析框架。三、净评估的特征为了在未来作出可能的安全选择,净评估非常重视长期趋势的分析。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分析框架,它吸收了经济学、军事史、政治学和组织行为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成果,并运用各种定性和定量的方法进行评估。尽管净评估办公室没对其分析方式作特别限定,但以下几方面是净评估特别注重的,或者说是它的几个关键:一是诊断性。根据蓝丝带小组所提出的建议,在国防安全委员会时期就明确了净评估组作用是提供诊断性分析评估,而不是政策规划。换而言之,就是只提供分析,不提供建议和问题解决办法。净评估分析的理想结果是一张政治和军事竞争关系的全面图画,包括每个竞争对手的优势、劣势、机会和恐惧。它是对每个竞争者不偏不倚、客观地分析,包括对自己能力和弱点的冷静评估。然而从最近十年净评估办公室的一些研究和活动我们可以看出,净评估办公室已在超出了原有职责范围,实际上已提出了不少建议,包括军事事务变革、网络中心战,甚至源于净评估办公室的“空海一体战”初始概念。二是针对性、竞争性。净评估实际上也是一种战略评估,而战略评估不同于政策评估和情报分析。它分析的是两个或以上国家的相互作用,因此这种研究首先要有针对性,即要明确谁是对手。另一方面就是竞争性,“竞争”意味着国家之间的交往在本质上是互相竞争的,而不是相互合作的。而研究“战略竞争性”是净评估与一般战略研究的主要区别之一。它是一个基于相对比较的分析框架,因此一个“正式”的净评估报告应该是一个有针对很强的报告。三是战略不对称性。 净评估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要找出自身优势和对手的弱点,并加以利用,即识别和利用战略上的不对称优势。而这些都不仅限于军事力量方面,也可能是经济、地理,甚至人种和文化上的缺点。如克里派恩维奇所说“战略最难的部分是识别、开发和利用自身相对于对手所具有优势的领域”,[12]然后将这种不对称优势尽可能地发挥到对手脆弱的领域,从而使对手为这场竞争付出重大代价。净评估非常重视不对称性的重要性,并在冷战时期对苏联的战略规划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例如,马歇尔与其他两名同事尔伯特·沃尔斯泰特和艾里克,在对世界安全环境变化的分析过程中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前苏联奥加可夫提出的新武器系统将改变未来战争模式的论点是正确的;二是苏联的经济比CIA估计的更差。那么如果美国发展高科技武器,而苏联很可能没有足够资源来发展这些武器并同美国竞争。这些评估结果给他们提供了新的不对称优势。[13]当时被称为比较优势。四是通过基于场景的规划(Scenario-based planning),以及多样化、多视角以把握全局。自净评估办公室成立以来,一直依赖基于情景的规划方法如兵棋推演来分析各种军事问题。马歇尔本人早在兰德公司就涉及对战略竞争、场景模拟的研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还支持了兰德公司对兰德战略评估系统 (RAND Strategy Assessment System, RSAS) 和联合一体化应急模型 (Joint Integrated Contingency Model,JICM)的开发。受他个人背景和分析风格影响,净评估办公室的报告一般不会只提出一种观点和可能性,也不会急于下结论。马歇尔曾告诫净评估办公室每一个成员不要轻易下确切的结论,不要说这件事情一定会这样或那样发展,也不要说我确定什么,每个分析员都需要提出其他可能性和一些不确定性。[14]净评估办公室本身虽然不制定战略,但是它的一项主要职责就是要给战略规划者和决策者们提出多种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以使他们在制定战略的时候能考虑得更周到,从而使美国在同对手竞争中立于不败。另外,尽管净评估有很强的针对性,在开展评估之前就明确了其特定对手。但它对研究领域却没有任何局限。可以说任何可能影响美国和对手战略竞争关系和安全环境的因素都在研究范围之内。换言之,评估者要有很大的自由空间发挥其创造性,提出问题进行评估。净评估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种相对成熟的分析评工具,其涉及的范围也不断扩大。例如人口状况、经济实力、预算、组织行为、竞争对手评估、战略文化、颠覆性技术(disruptive technologies)[15]等能影响到当前和未来国家安全和战略形势的领域。同时,企业以及商学院的一些成功人士和学者的战略分析成果、历史经验等,也是净评估借鉴的内容。提出净评估办公室想法的蓝丝带国防小组当年打破了陈规,不但让国防部以外的非军方人员对国防部的结构和所作研究进行分析,还鼓励成员之间互相交换观点,多视角看待问题。[16]净评估作为蓝丝带国防小组的产物,一直保持这个传统。因为它的研究人员不光背景多样化,而且还互相了解彼此观点,从本身以外其他学科和领域看问题。这样思维就不容易受到局限。这种框架的最大好处是能保持多视角,从而把握全局。五是长期性、前瞻性。正如《君主论》中所言,在病症初期,很容易治愈,但却很难发现,然而到了后期,病症已经很容易发现,但是要治愈确变得非常困难了。正是由于战略威胁的形成周期很长,净评估认为这就需要对潜在威胁进行长期跟踪分析,以发现其真实的战略意图,分析是否有对美国构成威胁,在此基础上获得战略规划的前瞻性。“识别正在形成的,并可能影响美国未来地位的战略问题。”是马歇尔在兰德公司就创立的长期竞争性分析方式,以期在战略问题形成初期就能识别它,并为最高决策层提交这些战略意图的发展趋势报告。因此,净评估不光要找出自身和对手的优势和弱点,更重要的是要把握这些优弱点的长期发展趋势以及他们对未来双方力量平衡影响。六是反射性。净评估是一种线性分析方法,它强调不光要客观的认识自身和对手的优缺点,更重要的是要了解对方对这些优缺点的看法——即“反射性”。而这些看法都受到文化、意识形态、经济政治环境、宗教甚至地理和人种等的影响。马歇尔在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引入,并在80年代开始正式使用竞争策略(competitive strategies)。[17]当时竞争策略主要是利用美国长期的优势针对苏联的长期弱点,然后制定出围绕这些优缺点的军事竞争策略,[18]也是上面所提到的不对称优势。而这种策略经过发展后,被克里派恩维奇系统化并发展为劝阻策略。他对劝阻策略的定义为:如果对手有可能开发、扩展或者转让一些军事能力,而美国认为这些军事能力对其构成威胁或是不利。那么美国就应该采取措施,使对手认为开发或扩展这些军事能力的代价过高,或使其觉得开发,扩展这些能力的收益太低,从而放弃对这些能力的开发或者扩展。[19]而这个策略的关键就是了解双方的认知。最重要的是要对美国自身的认知[20],即确信哪些能力可对对方构成巨大威胁,并使对方确信针锋相对可使其成本/收益比增加,从而使其放弃竞争的意图,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并在这套方案失败的情况下,仍然具有通过战争打败对手的能力。劝阻策略都假设对手会在成本/收益比变化后作出理性的决定。然而理性与否很难界定。一些美国认为非理性的行为,在其他文化、宗教或者政治环境下的对手可能认为都是理性的。因此净评估办公室经常通过研究分析对方的文化、宗教习俗,尽可能与对方的决策层、智库等进行交流,来获得对对手认知的了解。这也是净评估办公室经常会外包一些分析对手认知和文化等项目的原因。特别是9.11以后,因为跟伊斯兰文化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别,美国越来越多的意识到了解对手的背景对于如何界定什么对于对手来说是理性决定,什么是非理性决定很重要。在冷战时期,净评估办公室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内部发布保密期刊《军事思想》,专门监控苏联军官的文章。[21]并在实战中多次运用了对敌方认知的了解。例如,奥加可夫在70年代的分析认为美国的信息技术可能带来新的军事技术革命,并会给美军在未来战争中带来优势。马歇尔受此启发并认为,既然苏联人觉得这些武器和技术那么重要,可能会改变力量平衡,那么美国就应该大量购买和开发这些武器,使苏联人认为他们没有优势,因此避免在欧洲同美国发生冲突。[22]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利用对手的认知采取的劝阻策略。五、结论净评估不光应用于美国军方各部门,还积极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输出。例如澳大利亚的国家评估办公室(Office of National Assessments),虽然说是情报部门,但其分析方式和功能都跟净评估办公室很相似。另外,1998年,美国国防部代表团还曾访问台湾,给超过70名台湾军官详细讲解了净评估和战略规划。时任台湾“参谋总长”的唐飞对在台湾军方也设立战略规划和净评估办公室非常支持。[23]台湾“国防部”本部整合评估室下属的净评估处和战略规划司下属的战略研习处[24]都可以说是效仿净评估办公室由美军一手扶持产生的。综上所述,净评估作为一个系统性分析框架,为决策者和战略规划提供客观公正的评估和分析,并通过分析方法、机构独立性,甚至马歇尔个人和他编织的“净评估网络”,对美国战略评估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提供了一个内部交流平台。庞大的美国国家安全官僚机构通常是按区域或功能组织的,而在这些机构的人员往往只关注自己区域或相关功能的责任,他们往往忽视了更广泛的、战略性的方面。净评估则跨越了这些机构障碍,为国防战略规划人员和决策者们提供一个沟通交流的内部平台,并且在统一术语和相关概念的基础上,进行沟通、辩论,并推进战略规划的水平。二是提供了一个高层的,公正、客观、透明的分析框架。系统化和透明的分析方式可以减少争议。各军种之间都有从自身利益出发的战略分析结果,可能形成各自推行自己方法和成果的局面。造成互不相让,影响大局的情况。特别在国防预算紧张的情况下,一个系统和透明的分析框架,能把握大局,从全局利益出发,考虑国家安全情况和安全战略的制定。在一个透明和长期执行的框架下,各军种和利益团体之间为自身利益所作争执可能减少。资源是有限的,要如何分配有限的资源,以达到预期目标,是战略规划的要点,然而这些都需要一个高层的,公正、客观、透明的分析框架从全局来对资源的分配进行评估。三是在情报界和决策层之间架起桥梁。情报质量很重要,但是美国在冷战初期的经验说明,情报质量经常参差不齐,需要一个分析工具,或者眼镜来对其进行过滤,整理,并给战略规划者和决策者提供一个系统的分析,使其能放眼全局,对长期战略环境以及挑战和机遇有清晰认识,并作出最优的决策。四是提供了一个克劳塞维茨式的警醒。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不在更广泛的政治背景下考虑军事问题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把高级别的政治分析融合到战略评估中,为战略家与决策者提供思考战略竞争的必要环境,则是净评估另一重要贡献,从面成为支持战略决策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很多战略威胁的形成周期很长,少则十年八年,多则几十年。而总统任期只有四年或者八年,难免会因为只看到自己任期内的问题,往往忽略了长远的、战略性的思考。而这样一个独立、公正,并且长期存在的研究机构和研究方法可以随时提醒领导人,告诫他们可能忽略的长期战略威胁或机遇。但是,马歇尔的净评估办公室也面临似乎无法克服的、先天性的困难。尽管净评估是建立在“公正、客观、透明”的基础上,但马歇尔的个人魅力以及个人影响力,甚至马歇尔本人在国会、国防工业部门、智库和五角大楼建立的“净评估网络”,是净评估办公室能保持长久不衰的极其重要的因素。同样,我们也有理由担心净评估办公室在将来的“后马歇尔时代”能否继续保持其影响力,毕竟马歇尔已91岁高龄。不可否认的是,净评估办公室的影响力还取决于国防部长对它的重视程度,这直接体现在净评估办公室的研究预算上,其研究预算近年来一直在1300-1900万美元之间变动[25],因此在过去39年中,净评估办公室的影响力也是时大时小。另外,“净评估”也面临如很难从各军种获得机密信息进行自我分析,进行评估所需的大部分信息准确度不高或过时,军种利益之争,以及军人与文职官员之间的偏见等挑战。对未来的思考是困难的,人类大脑固有的认知局限性使这一项任务更加艰巨,这也往往会导致有缺陷的分析和无效的战略。但“净评估”不把复杂的政治军事关系简单地理解为零和博弈,从而理顺了战争和战略之间的关系,为美军最高决策层提供系统化的战略评估手段。

原标题:易评估:重读毛主席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好的净评估是“能打仗、打胜仗”的方法

[责任编辑:蒋佩华]

十年后,政治注意力都集中在“导弹差距”上。战略思维范型正从大规模报复攻击转向灵活应对。这时候还很少人听说过越南这个国家。然而到了1970年,我们在越南的战争已经过去。我们这时候正和苏联谈缓和关系。并且正把伊朗国国王当作我们在海湾地区的门徒。到了1980年,苏联人正在阿富汗,伊朗正在闹革命。这时候有人开始称我们是“纸老虎”,称当时是我们的“脆弱期”。美国当时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债权国。

比较来看,美国国防部给出的净评估定义,可不就是“对决定国家相对军事能力的军事、技术、政治、经济和其他因素的比较分析”么?我注意到,美国学者史蒂芬·彼得·罗森在《作为分析概念的净评估》中就话里有话:“净评估强调军事互动,因此也注重理解潜在敌人的军事动向,同时要避免一种本能的倾向,即站在敌人的立场,却以自身的思维方式来揣测其行动,也不能假设交战中我军会与敌军采取同样的作战方式。”罗森明面上讲到的是思维方式,底层里反映的就是双方主观指导能力问题。

20世纪80年代净评估办公室牵头的针对苏联的竞争战略(competitive strategies)是一个致力于改进战略的项目。[18]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这一对美国最大的现实威胁消除后,他又支持一系列多情景研究项目针对当时美国对于未来安全环境和如何规划面对太多不确定性。多极时代会是什么样子,国家的安全威胁会来自哪里,会是什么样的威胁。这些研究也最终成为重返亚太的主要动因。例如《战略不确定性下亚洲安全挑战规划》项目就充分使用了多情景来描绘多种可能性,以增强净评估对于未来亚洲安全环境不确定性的把握。[19]又如在《亚洲2025》研究报告中,马歇尔认为:“这次夏季研讨结果表明虽然一些长期趋势能够被用于预测和揭示未来,我们仍然可能会遇到一些事件非线性发展和其他力量对亚洲环境影响所带来的意外。”[20]

在过去几年中,我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所阐述的战略理论原理放在“毛泽东战略评估思维与方法”的题目下来研讨,更确切一点讲,是从战略评估这个角度来研究,虽然绝大多数同事和朋友都是赞同的,至少是认为并无不妥。但是也还有一些同事和朋友并不赞同,认为“战略评估”过于狭窄,涵盖不了。虽然批评的声音日渐稀少,但是在这里,从充分尊重各位同事和朋友的意见建议出发,暂且还是使用“战略方法”一词为好,这样更容易达成共识,避免太多的闲话。因为毛泽东的这篇著作就是讲“战略问题”的,他在第一章的结尾处就专门讲到“以上是我们的方法”,对此大家不持异议。

[6] James Jay Carafano; Frank J. Cilluffo; Richard Weitz; Jan Lane ,Stopping Surprise Attacks: Thinking Smarter About Homeland Security. Heritage Foundation , April 23, 2007.P. 2.网址为

简单说来,原则一“广域比较”,就是由此一领域到彼一领域,由局部到整体、由整体到局部;原则二“关注态势”,就是由此状态到彼状态、由过去到现在、由现在到未来、由已知到未知;原则三“结合场景”,就是由此条件到彼条件、由此结果到彼结果、由特殊到一般、由一般到特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四“确认效能”,就是由输出到输入、由短暂到长远、由此阶段到彼阶段、由此项目到彼项目、由此效能到彼效能;原则五“解析效率”,就是由此方式到彼方式、由此损益到彼损益、由此费用到彼费用;原则六“考察多方”,就是由现实对手到潜在对手、由此方到彼方、由自我到盟友、由我方到敌方、由敌人到敌人的敌人、由双边到多边、由此平衡到彼平衡;原则七“突出诊断”,就是由感性到理性、由现象到本质、由问题到机遇、由趋势到原因、由原因到原因背后的原因。

[2]宋时轮:《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及其发展》,军事科学出版社,1984 出版,第323-324页。

比较美国净评估概念,我也注意到,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布的《2030年中国军事和美日同盟战略评估报告》就认为:“净评估中更富特色的要素就是,它旨在成为一种‘净’评估,也就是说,是对彼此间处于相互作用状态的两个或更多相关方进行比较,不管这种相互作用是刻意的、策划好的,还是不经意的。”净评估“分析处于某个长期竞争或相互作用过程中的两个或更多的实体,在某一特定领域内相互作用的状况。”也就是说,净评估所强调的无外乎也是“知彼知己”,其关注焦点并不在某一方或另一方,而在于竞争者彼此间不断变化的相互作用。

[17] MICHAEL PILLSBURY, "SECURITY ISSUES: STRATEGIC PERCEPTIONS" (U.S.-CHINA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Washington, DC.,AUGUST 3, 2001) ,p.413.

或者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净评估的基础理论、核心理论和经典理论,就是净评估之“名”与“实”的直接来源。早在研习净评估之初,我就发现了这一现象。后来有领导和同事建议我在美国净评估的“中国化”问题上多下功夫,更加激起了我对这一现象的关注和思考。当然,在内部一些场合小范围讨论时,也有一些同事和朋友告诫说这样“太牵强附会了”。有的甚至说,美国净评估与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南辕北辙”,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有鉴于此,当时我就没有贸然在更大范围传播。但是无论如何,这已成为我最大的心事,总也放之不下,在有意无意中又陆陆续续查证了一些资料,并请教了一些领域专家。后来,我注意到台湾地区学者潘东豫博士在其著作《净评估:全面掌握国家和企业优势》中,明确讲到净评估发展的“七个历史期”,特别是涉及到马列的辩证法,而美国相关净评估文献和学者亦高度认可净评估的辩证特性。同时,我也注意到在我境内,学界公认军事辩证法发展的代表人物依序是孙武、克劳塞维茨、马克思和毛泽东。在此情况下,我才正式展开了美国净评估与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比较研究,并于2013~2014年间,开始非常谨慎地将初步研究成果反映在内部讲课、学术报告和公开文章中。现在看来,虽然个人成长过程中有些道理说也说不清楚,总有这方面或那方面的缺失或遗憾,但是已经可以肯定,这个研究方向是正确的。

古今中外不少战略家和学者都曾提及或者分析不确定因素和战略的关系。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曾多次强调不确定性这一因素,例如:“战争的艺术涉及有生命的精神力量,因此,事情无论大小,都不是绝对的、确定的,总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空间”。[1]毛泽东在谈到战争中的灵活性、计划性时多次提到不确定性的关系时,他说:“我们承认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可因战争之计划将随战争的发展、依战争范围的大小而有程度的不同:战术计划常须一日数变;战役计划部分改变是常有的,全部改变也间或有之;战略计划虽有更大的固定程度,但也须随着战争向新的阶段的推移而改变”。[2]

不仅如此,他更讲到:“主观和客观相符合,也就是指挥员的侦察、判断和决心,和敌人及其配置的实在情形相符合……统统相符合的事,在战争或战斗中是极其少有的,这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双方是成群的武装着的活人,而又互相保持秘密的缘故,这和处置静物或日常事件是大不相同的。然而只要做到指挥大体上适合情况,即在有决定意义的部分适合情况,那就是胜利的基础了。”他的这些话娓娓道来,非常平实,但是寓意深刻,尽管针对的是某件事情,却可以从多个领域和层次来开发。美国净评估强调对相互作用的分析、对各方行为模式的考察和对认知及认知的认知的研究等,不过是其中“主客观相符合”等辩证方法多重内涵的一个小小部分而已。

[23] Paul K Davis, Steven C Bankes, and James P Kahan, A New Methodology for Modeling National Command Level Decisionmaking in War Games and Simulations(Rand Corporation, 1986).

一些同事和朋友对我说,既讲“战争规律”(通篇出现7次)、“军事规律”或“军事的规律”,又讲“战争指导规律”(通篇出现5次)和“军事指导规律”,这样很难理解,其实“战争规律”与“战争指导规律”就是一个东西,在外国、外军就只讲一个“规律”。实话实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甚至到现在,我对此的认识和理解也不怎么到位。但是我已经认识到战争规律本身是一回事,人们对于战争规律的认识、把握和运用则是另一回事。我注意到,美国人更愿意以事说事,以案例作比,美国净评估更多使用的是“状态”与“趋势”等词汇,没有“战争指导规律”或“军事指导规律”的提法,甚至连“战争规律”或“军事规律”也很少见得到。但是,我在研习净评估过程中,的确是隐约感到美国人其实也是有这些的,只恨本人外语不过关,一时难以甄别罢了。即使美国人没有这些,我以为那也用不着大惊小怪的,这只能说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还很落后,说明他们的认识和理解还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

2、在多场景分析方面

不确定因素在战略规划中的重要性

在学习和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著作时,我注意到,毛泽东反复多次地提到“打胜仗”的方法问题,这些方法都为他在此前和此后的实践所证明,即使80多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仍然是正确和适用的。从净评估的角度来重新开发和应用这些方法,就我境内来看,目前还处于初步阶段。非常惭愧的是,个人水平所限,只能举证几个事例与谈点粗浅的体会,难免挂一漏万抑或错谬百出。

当然,自动化电脑模拟也有其局限性。例如人工智能很难处理所谓的“黑天鹅事件”,正如江苏卫视《最强大脑》栏目2015年1月6日播出的节目上,那位科学评审魏坤琳所说:“人脑最擅长的就是在信息不确定的情况下,在模糊的情况下,还能做出正确的判断。”[24]这就是人工智能和人脑的差距,这也是自动化兵棋推演所存在的局限性。马歇尔前助理,哈佛大学教授史蒂芬·罗森在一篇关于净评估文章中特别提到:“当使用模型和模拟而不考虑它们的局限性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25]所以净评估办公室在用这些工具的同时,都会时刻注意他们的局限性,特别是对于不确定因素把握方面。

其实,只要研究马歇尔对军事力量评估的看法,就可以明确地觉察到,它正是基于对“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的理解,才提出相对军力(或战略能力)评估的“三个层次”划分,即:编成力或物质力;编组力或结构力;行动力或行为力。净评估就是要分析敌对双方的差异化与不对称性,研究各方的认知与行为模式,考察相互作用发生发展和可能结局。

在我们着眼未来战争的同时,我们必须面对一个确切的事实,那就是无论我们如何努力,任何预测都将会被证明是不准确的……任何对未来战争的预测都需要暗含对时间、敌人、地点和目的的假设。我们需要知道战争发生的时间才能预测到时候可能会存在什么样的科技;我们需要知道战争的目的才能预测国家需要对战争进行什么级别的投入;我们需要明确敌人是谁才能建设最合适的战略战役,和处理好防卫与攻击的重心。最后,我们需要知道战争的地点才能明确作战目标的类型和数量。以上四个因素相互作用影响未来战争的本质和形式。然而,以上所有因素都是不可能提前知道的,因此任何对未来战争的看法都会是相当局限的。[8]

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阐述的战略方法是“能打仗、打胜仗”的方法

[15] 马基维利着潘汉典译,《君主论》第三章“混合君主国”,第6页。

我们再回到前面一段论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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