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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不确定因素在战略规划中的重要性,同时也以某

浏览次数:88 时间:2019-11-20

其他值得关注的领域还有文化人类学、人种学和心理学的某些领域。基于对人和人类社会进化的研究,以及对人类生物学的新分析,特别是关于大脑功能的理解,对人类的某种新理解正逐步兴起。人类怎样处理信息,做出决策,采取行动,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目前已有许多新知识,将来还会出现更多新知识。

不确定因素对战略规划至关重要,但却往往在战略规划中容易被忽视,小事件引发大问题,在历史长河中屡见不鲜。如何充分认知不确定因素的重要性,如何降低不确定因素对战略规划所带来的影响,是着名战略家长期关注并强调的问题。本文就上述问题,对中外一些着名战略家对于关于不确定因素的讨论做简要梳理与总结,同时着重对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如何针对不确定因素在战略评估和战略规划方法中做出的努力进行介绍,为我国战略规划部门和规划者提供借鉴。

兰德战略评估系统在开始推演前,控制代理先把描绘好的场景,或者说是将全球及区域形势告知红蓝双方。红蓝双方根据当前形势、本身情况,以及战略目标,决定是采取任何行动还是维持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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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赫尔曼·康恩那时常讨论这个令人不解的现象。我们提出了许多解释。其中之一是,从宏观上看,当时形势下的经济问题是重要的。计划和项目的成本,以及在一段时期内国家能够投入的国防资源,这些问题使人们对明智与可行的武器系统和军力形成相应观点。不过经济学家所拥有的另外一个优势是,他们从自身的经验里了解,专家可能会出错。实际上,他们还明白有关经济问题的大量讨论是愚蠢的,许多广为人知的观点,甚至相当负责任的人所持的观点是错误的。相比之下,工程师与物理学家的经验则迥然不同。在工程、物理领域,的确有真正的专家,他们比其他人更可能处于正确的一边。在核战争领域没有专家,因此从思维层面上讲,经济学家对此适应力更强。

所谓非理性,或许并不准确,马歇尔学派有时称之为“战略不对称”(Strategic asymmetries),此处的不对称,更多是指战略思维和战略规划的不对称,指对手双方很可能不按另一方所认同的常理出牌。东方战略家,如毛泽东,对此有着名的更形象的描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因为如此,由此引发的对手互动及局势发展中的种种不确定性,或者变数,便不言而喻。这种种不确定性究竟是什么其实几乎不可准确预测,重要的是,战略规划者和决策者都要充分意识到这种种不确定性的必然存在性。

分析性战争计划和战役分析

[1]JUSTIN ELLIOTT, "Inside The Pentagon’s Idea Factory," TPMmuckraker,MARCH 10, 2009, 年6月18日访问].. [2012[2] Thomas M. Skypek, 'Evaluating Military Balances Through the Lens of Net Assessment: History and Application', Journal of Military and Strategic Studies, vol. 12, issue 2 :2.[3] Department of Defense Directive 5111.11. “Director of Net Assessment.” 23 December 2009.[4] Gilbert W. Fitzhugh,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and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on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Washington, DC: Blue Ribbon Defense Panel, 1 July 1970), v.[5] Ibid., 31.[6] Ibid., 216.[7] Ibid., 44.[8] Ibid., 52.[9] James R. Schlesinger, “A Review of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report;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10 March 1971), 46.[10] Phillip A. Karber, "Net Assessment & Strategy Development for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Future Implications from Early Formulations". Prepared for the conference on “Net Assessment: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Washington,DC: CSBA, 28-29 March 2008). 15 August 2008. 56.[11] Watts, Net Assessment and Strategic Planning.[12] Andrew Krepinevich, "21stC Force Posture" (Rethinking the Foundation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nd the QDR, July 7, 2009),视频:, [2012年6月11访问].[13] Anne L. Armstrong, Fred C. Iklé, Albert Wohlstetter, Discriminate Deterrenc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Integrated Long-Term Strategy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Jan 1, 1988).[14] MICHAEL PILLSBURY, "SECURITY ISSUES: STRATEGIC PERCEPTIONS" (U.S.-CHINA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Washington, DC.,AUGUST 3, 2001) ,413.[15] Watts, Net Assessment and Strategic Planning.[16] Fitzhugh,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and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on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17]Andrew F. Krepinevich and Robert C. Martinage, Dissuasion Strategy (Washington, DC, CSBA, 2008), 6.[18] Gregory F. Giles, "Dissuasion: Conceptual, Planning, and Organizational Challenges for the U.S. Combatant Commands", Strategic Insights, Volume III, Issue 10 .[19] Andrew F. Krepinevich and Robert C. Martinage, Dissuasion Strategy (Washington, DC, CSBA, 2008), vii.[20] 例如2008年BAH为净评估作的项目:《美国对美-印军事关系的看法》。] Ibid.[22] Kaplan, Daydream Believers: How a Few Grand Ideas Wrecked American Power. Location 157[23] Michael Pillsbury, "The US Role in Taiwan’s Defense Reforms (ITDSS Conference, Taipei, February 29, 2004).[24]李海同,净评估对国防战略规划之研究 ,53.[25] 《华盛顿邮报》网站2012年8月2日,

另外两个因素也有利于兰德公司的战略思想和创新发展,并提升人们解决最高层级国家安全问题的意愿。一个因素是兰德公司可以自由地选择研究问题。这和其他与政府签约的研究机构不一样,与当前更是不同。另一个因素是在50年代初期,几位杰出人士为兰德公司的战略研究奠定了思维的基调和风格。在此我要提到两个人,查尔斯·希契和约翰·威廉斯,当时分别担任经济部和数学部主任。除了各自在智慧上的贡献,他们鼓励大范围讨论,重视平等,关注培养年轻人,重视新的分析方法,这一切都有利于对美国安全的所有问题进行最充分的检验。

[4]参见艾森豪威尔档案,网址为

在联合作战演习和多国联合军事演习方面的运用

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由尼克松政府的国防部长詹姆斯·史勒辛吉·马歇尔担任主任至今。从尼克松到奥巴马,马歇尔已经经历了8任总统和13任国防部长。为保证研究结果独立公正,净评估办公室直接向国防部长负责,净评估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一般不超过15人。于1973年正式成立,一直由安德鲁[1]作为五角大楼的内部智库,净评估办公室一直非常低调,并且有些神秘。它对净评估方式没有详细的公开介绍,并且它所做的报告都完全保密。马歇尔本人自进入净评估办公室以后也很少有文章发表。除官方报告和研讨会,他很少参加公开的会议、论坛,或接受采访。互联网上他的文章和访问也是寥寥无几。然而低调并不等于平庸,相反净评估办公室,净评估方法和马歇尔本人对美军长期战略规划方面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一、净评估的定义在学术文献中几乎没有对“净评估”下过定义。20世纪80年代,净评估办公室主任的军事助理艾略特·科恩把“净评估”简单定义为“军事均势的评估”。 净评估办公室的一名文职助理工作人员斯蒂芬·罗森也给了“净评估”一个简洁的定义,即“在和平和战争时期,对国家安全机构之间相互作用的分析”。[2]根据2009年12月23日美国国防部颁布的国防部指令《净评估主任》给出的定义是:“对军事、技术、政治、经济等控制国家间相对军事能力的因素进行比较分析。其目的是识别出值得高层国防官员关注的问题和机会。” [3] 根据以上的定义,就净评估的基本特征和内涵而言,我们可以对其描述为:净评估是具有比较分析、诊断性和前瞻性特征的评估国家安全的多学科分析系统。是一个评估国家间长期政治和军事战略竞争的框架。净评估的目的是诊断与竞争对手之间的战略不对称性,寻求机遇,以支持高层决策者的战略决策。二、净评估办公室的历史沿革1969年7月,尼克松总统上任当年就组织了一个蓝丝带国防小组(Blue Ribbon Defense Panel),对国防部的组织管理、研究、采办等情况进行检查,并提出建议。[4]为了能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成员全部来自国防部以外各个领域,大多不熟悉国防部的运作。他们在一年后的最终报告里提到,“国防部没有将现有和推荐的项目根据美国及其盟友相对于他们敌人的能力和局限性提供综合性分析的机制,国防部长需要随时得到美国和外国军事力量比较研究和评估,以识别美国军事力量方面存在的和潜在的不足与失衡”,国防部还缺少一个负责对美国和外国军事力量进行客观净评估的机构。[5]因此,他们提出创建一个净评估组,负责“对美国和外国的军事能力及潜力进行净评估。这个组的成员应包括来自国防部内一些部门的官员,和国防部长指派的来自国防部以外的顾问和聘用人员,他们应该直接对国防部长负责”。[6]他们还提出建立长远规划办公室。这可以说是对净评估办公室的首次构想,在这一阶段,知己知彼和长远分析的重要性受到了关注。当时的国防部长莱尔德 对净评估也非常的支持。除了强调净评估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他还提出了准备将净评估直接置于国防部长办公室之下的想法。[7]1970年,安德鲁·马歇尔以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的身份,为时任国家安全顾问的基辛格作了《美国和苏联兵力态势净评估》报告。在对比美苏军力后,建议美国创建一种能够定期进行高质量净评估的机制。[8]同年,尼克松总统又指派时任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副主任的史勒辛吉对美国情报部门的组织结构和效率等方面进行检查。根据调查结果,史勒辛吉认为情报部门在效率和管理方面存在问题,并建议成立一个国家级的净评估组,通过经常性对情报界的分析提出质疑和挑战,来提高他们分析的可靠度。[9]最终在1971年12月成立了隶属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净评估办公室。1972年4月,马歇尔开始担任净评估组组长,当时这个工作组的主要任务是对美国和美国的对手的态势作清晰的描绘。[10] 1973年净评估办公室转隶至国防部长办公室,马歇尔任办公室主任。在很短的时间内,马歇尔为净评估研究方法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基础框架,[11]以满足蓝丝带小组的要求。而这个框架的基本特性都源于马歇尔早年在兰德公司的积累。另外成立净评估办公室的国防部长史勒辛吉也曾就职于兰德公司。因此净评估可以被看做是一个以兰德公司早期一些研究作为基础,集多种学科和分析方法为一体的一套系统分析框架。三、净评估的特征为了在未来作出可能的安全选择,净评估非常重视长期趋势的分析。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分析框架,它吸收了经济学、军事史、政治学和组织行为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成果,并运用各种定性和定量的方法进行评估。尽管净评估办公室没对其分析方式作特别限定,但以下几方面是净评估特别注重的,或者说是它的几个关键:一是诊断性。根据蓝丝带小组所提出的建议,在国防安全委员会时期就明确了净评估组作用是提供诊断性分析评估,而不是政策规划。换而言之,就是只提供分析,不提供建议和问题解决办法。净评估分析的理想结果是一张政治和军事竞争关系的全面图画,包括每个竞争对手的优势、劣势、机会和恐惧。它是对每个竞争者不偏不倚、客观地分析,包括对自己能力和弱点的冷静评估。然而从最近十年净评估办公室的一些研究和活动我们可以看出,净评估办公室已在超出了原有职责范围,实际上已提出了不少建议,包括军事事务变革、网络中心战,甚至源于净评估办公室的“空海一体战”初始概念。二是针对性、竞争性。净评估实际上也是一种战略评估,而战略评估不同于政策评估和情报分析。它分析的是两个或以上国家的相互作用,因此这种研究首先要有针对性,即要明确谁是对手。另一方面就是竞争性,“竞争”意味着国家之间的交往在本质上是互相竞争的,而不是相互合作的。而研究“战略竞争性”是净评估与一般战略研究的主要区别之一。它是一个基于相对比较的分析框架,因此一个“正式”的净评估报告应该是一个有针对很强的报告。三是战略不对称性。 净评估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要找出自身优势和对手的弱点,并加以利用,即识别和利用战略上的不对称优势。而这些都不仅限于军事力量方面,也可能是经济、地理,甚至人种和文化上的缺点。如克里派恩维奇所说“战略最难的部分是识别、开发和利用自身相对于对手所具有优势的领域”,[12]然后将这种不对称优势尽可能地发挥到对手脆弱的领域,从而使对手为这场竞争付出重大代价。净评估非常重视不对称性的重要性,并在冷战时期对苏联的战略规划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例如,马歇尔与其他两名同事尔伯特·沃尔斯泰特和艾里克,在对世界安全环境变化的分析过程中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前苏联奥加可夫提出的新武器系统将改变未来战争模式的论点是正确的;二是苏联的经济比CIA估计的更差。那么如果美国发展高科技武器,而苏联很可能没有足够资源来发展这些武器并同美国竞争。这些评估结果给他们提供了新的不对称优势。[13]当时被称为比较优势。四是通过基于场景的规划(Scenario-based planning),以及多样化、多视角以把握全局。自净评估办公室成立以来,一直依赖基于情景的规划方法如兵棋推演来分析各种军事问题。马歇尔本人早在兰德公司就涉及对战略竞争、场景模拟的研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还支持了兰德公司对兰德战略评估系统 (RAND Strategy Assessment System, RSAS) 和联合一体化应急模型 (Joint Integrated Contingency Model,JICM)的开发。受他个人背景和分析风格影响,净评估办公室的报告一般不会只提出一种观点和可能性,也不会急于下结论。马歇尔曾告诫净评估办公室每一个成员不要轻易下确切的结论,不要说这件事情一定会这样或那样发展,也不要说我确定什么,每个分析员都需要提出其他可能性和一些不确定性。[14]净评估办公室本身虽然不制定战略,但是它的一项主要职责就是要给战略规划者和决策者们提出多种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以使他们在制定战略的时候能考虑得更周到,从而使美国在同对手竞争中立于不败。另外,尽管净评估有很强的针对性,在开展评估之前就明确了其特定对手。但它对研究领域却没有任何局限。可以说任何可能影响美国和对手战略竞争关系和安全环境的因素都在研究范围之内。换言之,评估者要有很大的自由空间发挥其创造性,提出问题进行评估。净评估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种相对成熟的分析评工具,其涉及的范围也不断扩大。例如人口状况、经济实力、预算、组织行为、竞争对手评估、战略文化、颠覆性技术(disruptive technologies)[15]等能影响到当前和未来国家安全和战略形势的领域。同时,企业以及商学院的一些成功人士和学者的战略分析成果、历史经验等,也是净评估借鉴的内容。提出净评估办公室想法的蓝丝带国防小组当年打破了陈规,不但让国防部以外的非军方人员对国防部的结构和所作研究进行分析,还鼓励成员之间互相交换观点,多视角看待问题。[16]净评估作为蓝丝带国防小组的产物,一直保持这个传统。因为它的研究人员不光背景多样化,而且还互相了解彼此观点,从本身以外其他学科和领域看问题。这样思维就不容易受到局限。这种框架的最大好处是能保持多视角,从而把握全局。五是长期性、前瞻性。正如《君主论》中所言,在病症初期,很容易治愈,但却很难发现,然而到了后期,病症已经很容易发现,但是要治愈确变得非常困难了。正是由于战略威胁的形成周期很长,净评估认为这就需要对潜在威胁进行长期跟踪分析,以发现其真实的战略意图,分析是否有对美国构成威胁,在此基础上获得战略规划的前瞻性。“识别正在形成的,并可能影响美国未来地位的战略问题。”是马歇尔在兰德公司就创立的长期竞争性分析方式,以期在战略问题形成初期就能识别它,并为最高决策层提交这些战略意图的发展趋势报告。因此,净评估不光要找出自身和对手的优势和弱点,更重要的是要把握这些优弱点的长期发展趋势以及他们对未来双方力量平衡影响。六是反射性。净评估是一种线性分析方法,它强调不光要客观的认识自身和对手的优缺点,更重要的是要了解对方对这些优缺点的看法——即“反射性”。而这些看法都受到文化、意识形态、经济政治环境、宗教甚至地理和人种等的影响。马歇尔在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引入,并在80年代开始正式使用竞争策略(competitive strategies)。[17]当时竞争策略主要是利用美国长期的优势针对苏联的长期弱点,然后制定出围绕这些优缺点的军事竞争策略,[18]也是上面所提到的不对称优势。而这种策略经过发展后,被克里派恩维奇系统化并发展为劝阻策略。他对劝阻策略的定义为:如果对手有可能开发、扩展或者转让一些军事能力,而美国认为这些军事能力对其构成威胁或是不利。那么美国就应该采取措施,使对手认为开发或扩展这些军事能力的代价过高,或使其觉得开发,扩展这些能力的收益太低,从而放弃对这些能力的开发或者扩展。[19]而这个策略的关键就是了解双方的认知。最重要的是要对美国自身的认知[20],即确信哪些能力可对对方构成巨大威胁,并使对方确信针锋相对可使其成本/收益比增加,从而使其放弃竞争的意图,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并在这套方案失败的情况下,仍然具有通过战争打败对手的能力。劝阻策略都假设对手会在成本/收益比变化后作出理性的决定。然而理性与否很难界定。一些美国认为非理性的行为,在其他文化、宗教或者政治环境下的对手可能认为都是理性的。因此净评估办公室经常通过研究分析对方的文化、宗教习俗,尽可能与对方的决策层、智库等进行交流,来获得对对手认知的了解。这也是净评估办公室经常会外包一些分析对手认知和文化等项目的原因。特别是9.11以后,因为跟伊斯兰文化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别,美国越来越多的意识到了解对手的背景对于如何界定什么对于对手来说是理性决定,什么是非理性决定很重要。在冷战时期,净评估办公室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内部发布保密期刊《军事思想》,专门监控苏联军官的文章。[21]并在实战中多次运用了对敌方认知的了解。例如,奥加可夫在70年代的分析认为美国的信息技术可能带来新的军事技术革命,并会给美军在未来战争中带来优势。马歇尔受此启发并认为,既然苏联人觉得这些武器和技术那么重要,可能会改变力量平衡,那么美国就应该大量购买和开发这些武器,使苏联人认为他们没有优势,因此避免在欧洲同美国发生冲突。[22]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利用对手的认知采取的劝阻策略。五、结论净评估不光应用于美国军方各部门,还积极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输出。例如澳大利亚的国家评估办公室(Office of National Assessments),虽然说是情报部门,但其分析方式和功能都跟净评估办公室很相似。另外,1998年,美国国防部代表团还曾访问台湾,给超过70名台湾军官详细讲解了净评估和战略规划。时任台湾“参谋总长”的唐飞对在台湾军方也设立战略规划和净评估办公室非常支持。[23]台湾“国防部”本部整合评估室下属的净评估处和战略规划司下属的战略研习处[24]都可以说是效仿净评估办公室由美军一手扶持产生的。综上所述,净评估作为一个系统性分析框架,为决策者和战略规划提供客观公正的评估和分析,并通过分析方法、机构独立性,甚至马歇尔个人和他编织的“净评估网络”,对美国战略评估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提供了一个内部交流平台。庞大的美国国家安全官僚机构通常是按区域或功能组织的,而在这些机构的人员往往只关注自己区域或相关功能的责任,他们往往忽视了更广泛的、战略性的方面。净评估则跨越了这些机构障碍,为国防战略规划人员和决策者们提供一个沟通交流的内部平台,并且在统一术语和相关概念的基础上,进行沟通、辩论,并推进战略规划的水平。二是提供了一个高层的,公正、客观、透明的分析框架。系统化和透明的分析方式可以减少争议。各军种之间都有从自身利益出发的战略分析结果,可能形成各自推行自己方法和成果的局面。造成互不相让,影响大局的情况。特别在国防预算紧张的情况下,一个系统和透明的分析框架,能把握大局,从全局利益出发,考虑国家安全情况和安全战略的制定。在一个透明和长期执行的框架下,各军种和利益团体之间为自身利益所作争执可能减少。资源是有限的,要如何分配有限的资源,以达到预期目标,是战略规划的要点,然而这些都需要一个高层的,公正、客观、透明的分析框架从全局来对资源的分配进行评估。三是在情报界和决策层之间架起桥梁。情报质量很重要,但是美国在冷战初期的经验说明,情报质量经常参差不齐,需要一个分析工具,或者眼镜来对其进行过滤,整理,并给战略规划者和决策者提供一个系统的分析,使其能放眼全局,对长期战略环境以及挑战和机遇有清晰认识,并作出最优的决策。四是提供了一个克劳塞维茨式的警醒。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不在更广泛的政治背景下考虑军事问题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把高级别的政治分析融合到战略评估中,为战略家与决策者提供思考战略竞争的必要环境,则是净评估另一重要贡献,从面成为支持战略决策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很多战略威胁的形成周期很长,少则十年八年,多则几十年。而总统任期只有四年或者八年,难免会因为只看到自己任期内的问题,往往忽略了长远的、战略性的思考。而这样一个独立、公正,并且长期存在的研究机构和研究方法可以随时提醒领导人,告诫他们可能忽略的长期战略威胁或机遇。但是,马歇尔的净评估办公室也面临似乎无法克服的、先天性的困难。尽管净评估是建立在“公正、客观、透明”的基础上,但马歇尔的个人魅力以及个人影响力,甚至马歇尔本人在国会、国防工业部门、智库和五角大楼建立的“净评估网络”,是净评估办公室能保持长久不衰的极其重要的因素。同样,我们也有理由担心净评估办公室在将来的“后马歇尔时代”能否继续保持其影响力,毕竟马歇尔已91岁高龄。不可否认的是,净评估办公室的影响力还取决于国防部长对它的重视程度,这直接体现在净评估办公室的研究预算上,其研究预算近年来一直在1300-1900万美元之间变动[25],因此在过去39年中,净评估办公室的影响力也是时大时小。另外,“净评估”也面临如很难从各军种获得机密信息进行自我分析,进行评估所需的大部分信息准确度不高或过时,军种利益之争,以及军人与文职官员之间的偏见等挑战。对未来的思考是困难的,人类大脑固有的认知局限性使这一项任务更加艰巨,这也往往会导致有缺陷的分析和无效的战略。但“净评估”不把复杂的政治军事关系简单地理解为零和博弈,从而理顺了战争和战略之间的关系,为美军最高决策层提供系统化的战略评估手段。

但愿新的战略思想和创新核心将兴起,新一代战略家和军事创新人员将成长起来并解决这些问题。

在我们着眼未来战争的同时,我们必须面对一个确切的事实,那就是无论我们如何努力,任何预测都将会被证明是不准确的……任何对未来战争的预测都需要暗含对时间、敌人、地点和目的的假设。我们需要知道战争发生的时间才能预测到时候可能会存在什么样的科技;我们需要知道战争的目的才能预测国家需要对战争进行什么级别的投入;我们需要明确敌人是谁才能建设最合适的战略战役,和处理好防卫与攻击的重心。最后,我们需要知道战争的地点才能明确作战目标的类型和数量。以上四个因素相互作用影响未来战争的本质和形式。然而,以上所有因素都是不可能提前知道的,因此任何对未来战争的看法都会是相当局限的。[8]

在具体的战略平衡研究方面,兰德战略评估系统能提供从美国和苏联两个不同的视角,分别检验战略的平衡,能评估可能促使国家间战争爆发的战区战争间的联系。例如,在传统阶段中,美国可能会通过传统反潜战消灭所有或者几乎所有苏联基于前方的弹道导弹核潜艇,从而减少对美国指挥、控制和通信以及轰炸机设施时间紧迫的威胁。同时,苏联特种部队也可能快速高效地破坏美国的C3系统,并足以导致战略部队无法履行其职能,但其所能造成的伤害最多达到这个程度。这种研究也能为评估战略部队能力制定新标准。

[责任编辑:蒋佩华]

哪些背景和经验有利于战略思维?

前言

机构名称

国防部长办公室净评估办公室

于1987年安装本系统

国防部长办公室项目分析和评估办公室

于1988年安装本系统

参谋长联席会议J-8能力评估部

于1986年安装本系统

参谋长联席会议J-8核力量分析室

于1989年安装本系统

于1989年安装本系统

国防情报局国防预算办公室-DN1

于1988年安装本系统

国防情报局国防预算办公室-6

于1989年安装本系统

于1991年安装本系统

于1986年安装本系统

于1987年安装本系统

于1986年安装本系统

于1988年安装本系统

于1989年安装本系统

于1989年安装本系统

于1987年安装本系统

于1989年安装本系统

于1988年安装本系统

于1989年安装本系统

于1993年安装本系统


与过去时代的战略制定相比,人口学是另外一个值得更加重视的学科。人口与政治和军事行为的关联将会越来越得到重视。以往,在讨论战略和国家政策时也会涉及人口问题,但研究不深且方式有限。几年前威廉·麦克内尔撰写了几本小册子,提出人口与政治行为的一些关联。像他的其他着作一样,麦克内尔提出了一系列假设,指出了值得更多关注的领域。

[21] Douglas A. Samuelson , Wargaming for Fun and Profit: A new tool for competitive analytics, Analytics magazine, March/April 2011, p 6.

在制定和测试军事理论方面的运用

美国安全环境的变化,正在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的目标和我们的战略。因此,鉴于未来十年他们可能获得的重要经验,这可能会是新一代战略思想家的成长时期。

当然,自动化电脑模拟也有其局限性。例如人工智能很难处理所谓的“黑天鹅事件”,正如江苏卫视《最强大脑》栏目2015年1月6日播出的节目上,那位科学评审魏坤琳所说:“人脑最擅长的就是在信息不确定的情况下,在模糊的情况下,还能做出正确的判断。”[24]这就是人工智能和人脑的差距,这也是自动化兵棋推演所存在的局限性。马歇尔前助理,哈佛大学教授史蒂芬·罗森在一篇关于净评估文章中特别提到:“当使用模型和模拟而不考虑它们的局限性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25]所以净评估办公室在用这些工具的同时,都会时刻注意他们的局限性,特别是对于不确定因素把握方面。

在1978年8月,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对美军战略平衡分析评估能力做了一个全面评估。他们在最终评估结果报告中也建议开发一个以“兵棋推演”为基础的分析方法,以弥补当时分析方法所存在的不足。1979年国防部正式批准由净评估办公室总体负责该分析方法的研究与开发工作。作为净评估办公室的负责人,安德鲁•马歇尔就方案设计提出了具体要求:[1]一是能以推演形式,对战略、军力和军力平衡进行分析与评估,并能对作战计划进行测试;二是能提供一个可用于评估和比较美苏之间战略部队能力的灵活分析工具;三是对战略评估的全面评估需要包括评估美国盟友及其他第三方国家的看法和观点;四是用户应包括与军事力量、项目分析和作战规划的净评估有关的机构。

80年代初,在国防部开始采用后来称为“竞争战略”的那些观念之际,我与某个军种负责人进行过交流。对于设计一些军事计划以便向苏联施加更高成本的想法,他并不赞成,至少持谨慎态度。他提出两点理由反对刺激苏联提高军费。

新中国成立以后,无论是国际战略还是军事战略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是有目共睹的。但纵观中国战略研究界近十年来的成果,过多关注于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与分析,过多注重对中国高层政策与国外主要国家安全战略的解读,而缺少前瞻性战略评估和对未来安全环境的客观研判。尽管近几年来,中国战略研究界也开始注重预测与规划,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过犹不及的情况。例如,将预测与规划等于可能性,缺少对不确定因素的考虑,当遇到突发事件时措手不及。另一方面,尽管在多场景分析上,电脑模拟可以帮助我们假设多种可能性,设计无数模型,加快分析速度,但在使用的同时我们忽略了他们的局限性,而导致过分依赖运筹学、用量化的方式去做战略分析与评估,或过分信任计算机模拟和分析结果等现象。

同样,作为马歇尔得意弟子的陆军退役中校安德鲁·克雷皮内维奇,他在净评估办公室为马歇尔撰写了第一批有关新军事革命的报告后,转而成立了着名的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在过去十多年中,该中心为马歇尔的净评估办公室进行了20多次针对中国的作战模拟并撰写了几十份研究报告,其中包括已公开的《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挑战》、《长期防务计划》、《为未来舰队发展制定时间表》、《一个长期的空军战略》、《7个致命想定》、《五角大楼的无用资产》、《致命的想定:军事未来主义者探索21世纪战争》等,以及鲜为人知的完成于2003年的《面对反介入/区域拒止的挑战》。根据五角大楼的统计数据和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最近期的财务文件,这家智库每年的收入大约为275-300万美元,其年收入的大约40%来自马歇尔的办公室。

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兰德公司是个引人注目的地方,一方面有优秀的人才,另一方面有朝气蓬勃的研究氛围。其引人注目之处还在于,它勇敢地触及更广泛的战略问题。因此,一点也不奇怪,一些有魅力和有影响的人成长于兰德公司。

十年后,政治注意力都集中在“导弹差距”上。战略思维范型正从大规模报复攻击转向灵活应对。这时候还很少人听说过越南这个国家。然而到了1970年,我们在越南的战争已经过去。我们这时候正和苏联谈缓和关系。并且正把伊朗国国王当作我们在海湾地区的门徒。到了1980年,苏联人正在阿富汗,伊朗正在闹革命。这时候有人开始称我们是“纸老虎”,称当时是我们的“脆弱期”。美国当时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债权国。

兰德战略评估系统经过多年努力得到了不断完善,它力图将“政治-军事兵棋推演”与分析建模这二者的最佳特性相结合,从而提高战略分析人员的分析能力。兰德战略评估系统从最初的“优化战略分析方法”,一直到其替代品——联合一体应急模型,主要经历了计划与示范阶段版本、半自动化阶段版本、作战原型研究阶段版本、3.0版本、3.5版本、4.0版本、4.6版本和未正式发布的5.0版等几个发展阶段,图1为兰德战略评估系统在发展过程中关键时间节点与相关事件示意图。

回到什么样的学术研究或专业训练可能是有用的这个问题,我会首先推荐经济学和商学院,特别是注重商务政策和战略的商学院。然而,我对经济学的推荐,是有所保留的。自上世纪40、50年代以来,经济学训练已经变得过于数学化,过于集中在获得特定的分析工具上,实际上,这些东西在国家安全领域用途不大。对于国家安全领域,类似于研究生第一学期的经济学教育就够用了。不过,经济学是重要的,如果对宏观经济学和社会要做出的基本权衡没有认识,人们很难清晰地思考将大量或过量国民生产总值投入军事领域的长期影响。

[7] “Pentagon Report on Implementation of Taiwan Relations Act-US Reaffirms Commitment to Taiwan’s Defensive Capability”, Executive Summary of Report to Congress,

图片 1图5 兵棋运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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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van B Montgomery, "Defense Planning for the Long Haul: Scenarios, Operational Concepts, and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p.64.

[责任编辑:蒋佩华]

有些决策比其他决策的影响更大,后果也不同。例如有关探索或创造重要的战略防御能力的决策,与在若干方案中选择下一代战斗机的决策区别很大。前者关系到美国进入一个新领域,后者则是现有业务的延续。不同的问题需要不同的分析方法,但现有分析方式倾向于以同样方式处理这两类问题。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即便不是全部,现有的大部分分析方法都是用于帮助采办或作战性规划决策。当遇到与下列问题类似的情况时,需要其他分析方法:我应该选择进入哪个领域?我的竞争优势是什么?来自商务背景或商学院的人员,其优势之一是习惯于思考这类问题,虽然其分析方法不够成系统。

启示与思考

这时,系统监控决定了兵棋的时钟运行。时钟一旦运行,军方代理就要更新蓝方军队的状态,通知场景代理相关方采取的军队活动,将蓝方军队活动的相应情报信息传递给红方代理。场景代理处理来自蓝方小组的所有消息,升级政治世界模型,为世界其余地方的红、蓝代理生成消息,告知军方代理影响军事行动的政治变化。

我们处在历史的重大拐点上。未来竞争环境将如何呈现的不确定性特别值得关注。美国国防或国家安全战略至少必须考虑三个重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激进伊斯兰,它既是现实威胁又可能成为长期问题。任何处理该问题的严谨的战略都必须包含大量的非军事要素。第二个问题是可能出现一个强大而敌对的中国,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是以某种明确的方式设置和阐释美国的目标,或者是未来20至30年我们希望看到的亚洲地区图景。第三个重大问题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我们当然会试图阻止扩散,但任何现实的战略必须考虑到反扩散努力失败,并且未来世界拥有更多核武器国家的可能性,有些国家会以我们设想不到的不同方式使用武器。

近期,美国空军大学《空天力量杂志》2015秋季刊,刊载了我所文章“净评估方法与不确定因素”,全文如下:

模型结构

阿尔伯特的方式与此不同。在研究开始,他对现有计划及项目只提出极少的替代方案,然而随着研究的展开,他会逐渐提出更优的替代方案。在研究初期,他也不会像以前的做法那样严苛地设定并固守评估标准、目标功能和有效性标准。随着对问题理解的加深和新问题的出现,他的进化式研究方法提出了更多的标准和检验方法。同时,随着研究的进行,替代方案得以在更广阔的情境中得到检验。在我看来,这是进行此类战略研究时一个至关重要的创造,因为人们从中可以更多地了解问题的本质,了解应当如何看待这些问题,以及哪些标准是有意义的。与此同时,这种研究方式也有利于提出更多和更好的替代方案。阿尔伯特的这项研究在许多方面体现了我在本文开始时提到的成功战略分析的特征:它接受局势中的某些结构性要素,并寻求措施限制和减轻未来不确定性的影响。

[20] Andrew W. Marshall et al., Asia 2025([Washington, D.C.]: 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 , U.S. Dept. of Defense, 1999), p.10.

在进行政治层面的决策时,较高层军事分析应包括军事领导人就以下问题做出的决策:战略目标、大战略、作战目标、作战战略、核升级以及不属于任何战略的多种限制因素,并对当前国际和战略形势进行分析。分析还应涉及决策过程,至少要涉及决策过程的外部结果,如决策本身、延迟、不明确性和消息错乱。[2]其国家指挥层决策过程模型如图2所示。

在经济部率先领导和管理兰德公司大型课题研究的人员之一,是阿尔伯特·沃尔斯泰特。50年代初开始,他考察了与远程轰炸机基地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在此,我想指出一项在我看来阿尔伯特在这项研究过程中的重大创新或发明。在兰德公司此前的大型研究中,常规做法是在研究伊始列出一系列备选系统和计划,而报告主体集中在评估哪个系统费效比最好。

由以上古今中外一些战略家和学者对不确定性的认知,以及马歇尔净评估方法对不确定因素的把握,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战略评估和战略规划者必须对不确定因素可能带来的风险有正确认识;二是无论如何努力预测、规划,总会有没有预想的情况发生,一个好战略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能尽可能地减小不确定因素所带来的风险,保持其开放性,能够根据情况的变化而随时进行相应调整,而不能期望事态会随自己所规划或预想的方向发展;三是为更好应对不确定因素所带来的风险,决策者应加强对不确定性的认识,培养未来决策者或者分析人员的风险意识;四是加强研究和改进相关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提高应对不确定因素的效率。

兰德战略评估系统及其后续版本联合一体化应急模型,从产生到最终运用的发展历程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经历了兰德公司及相关人员长期艰辛的工作,并严格遵循较为科学的研发路线,经过多年的不断开发、完善而成。随着“兰德系统”在美国各军事部门及情报部门长达20多年的广泛使用,“兰德方法”也广为流传,深深地影响着美军分析和计划人员的思维模式,对美军战略平衡研究、战略分析方法,甚至武器装备的发展战略,以及对后续美军的各种计算机兵棋推演系统都有着深远影响。

当时在兰德公司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经济学家在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讨论中起了领导作用,而且还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塑造了兰德公司处理国家安全问题的方式。起初主要在技术性部门引入经济学家,是为了处理与军事目标相关的效益问题。因为技术人员发现,研究武器系统要实现的目标离不开经济学家的帮助。当时对国防经济领域也有一些兴趣,因为这涉及到动员能力,如何选择要轰炸的敌国工业目标,以及评估战略轰炸对工业社会的破坏等问题。很快,这些经济学家管理和指导了一系列成功的研究,发挥了更大和更中心性的作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如果你在1900年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安全政策制定者。那么你一定是个英国人。并且正焦虑的关注着你长期以来的宿敌—法国。然而,到了1910年,你已经和法国成了盟友,而你们的敌人这时候是德国。到了192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胜利,你这时候已经在同你之前的盟友美国和日本开展海军军备竞赛。到了1930年,《五国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已经得到实施,大萧条也已经来临。这时候国防规划提出“十年不会发生战争”的口号。然而,九年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50年,英国已经不再是世界最强的国家,核时代正在来临,“警察行动”正开始在朝鲜半岛展开。

兰德战略评估系统的推演过程,类似以打乒乓球的方式在红方和蓝方之间行动,两者不是同时行动,而根据时钟运行和冻结进行兵棋推演程序。这个行动的概念结构可包含各种涉及行动命令。对手代理相互评估其方案,在时钟冻结时间内决定其行动,而军方代理和场景代理则负责考虑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的事件。因此,红方和蓝方在每次行动时都会面临一种情况,反映出对手先前行动的结果,这通过严格的处理行动协议实现。

阿尔伯特还特别善于在兰德公司之外获得最佳的技术咨询。在50年代中期,兰德公司和五角大楼顾问团的专家都认为没有一种建造结构能够承受超过25磅/平方英寸的爆炸超压。阿尔伯特聘请了保罗·韦德林格,一位具有创造性的结构工程师,来设计保护飞机和导弹的强化结构,使其承受远超这一程度的超压。赫尔曼·康恩因其在核武器效果物理学方面的学识也参与其中。在长期争论和试验之后,这项努力致使人们对该领域可能性的认识发生重大转变。

20世纪80年代净评估办公室牵头的针对苏联的竞争战略(competitive strategies)是一个致力于改进战略的项目。[18]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这一对美国最大的现实威胁消除后,他又支持一系列多情景研究项目针对当时美国对于未来安全环境和如何规划面对太多不确定性。多极时代会是什么样子,国家的安全威胁会来自哪里,会是什么样的威胁。这些研究也最终成为重返亚太的主要动因。例如《战略不确定性下亚洲安全挑战规划》项目就充分使用了多情景来描绘多种可能性,以增强净评估对于未来亚洲安全环境不确定性的把握。[19]又如在《亚洲2025》研究报告中,马歇尔认为:“这次夏季研讨结果表明虽然一些长期趋势能够被用于预测和揭示未来,我们仍然可能会遇到一些事件非线性发展和其他力量对亚洲环境影响所带来的意外。”[20]

在政策层战略规划方面的运用

上世纪4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大部分时期,兰德公司的环境都有独特之处。其中之一,特别是在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有一种在前沿处理最重大问题的感觉。二战末期核武器的发明和若干其他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新的形势,其中一大问题,即美国应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极为重要。另一方面,在核武器毁伤能力大幅增强的情况下,在该领域却没有现成的专家。二战临近结束时,美国使用了两枚小型核弹,但并不清楚更大当量和更多数量的核武器可能会导致战争性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在思考相关问题时,诺贝尔科学奖的获得者并不比刚毕业的研究生强多少,在兰德公司初期举行的会议和讨论中也没有层级之分。这对年轻人(1950年兰德公司专业人员的平均年龄为28岁)来说是个理想的环境,他们直接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并因其对讨论的贡献而受到重视。这是罕见的环境,这不是学术圈或正规研究机构的特点,它使有意愿处理最广泛的国家安全问题的个人得到了快速发展。兰德公司人员在获取武器新进展的相关信息方面也具有优势,尤其是核武器设计、投送系统及其他相关技术的最新进展。

[11] Nassim Nicholas Taleb ,black swan. Random House Allen Lane , ISBN 978-1400063512 ,April 17, 2007 .p.208.

显而易见,这些成果为马歇尔提倡和推动“空海一体战”概念奠定了厚实的理论基础。

经济学训练的另外一个好处是掌握适度的数学能力,对技术重要性有所理解,并能够有效地与技术专家或科学家交流。在50年代初的兰德公司,这是经济学家与政治学家相比所拥有的一大优势:经济学家习惯于定量思考,他们有兴趣也有能力与技术专家进行沟通。

马歇尔及其净评估办公室遇到不确定因素,经常采用一个能处理多种可能场景的战略评估方法,即兵棋推演。多场景本身往往只是静态的,难以从中推测对手或盟友可能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因此,兵棋推演就显得更加灵活,因为它除描绘多种场景以外,还有其他参与者的互动。这些互动过程中往往会揭示很多我们之前没有考虑到的因素,也就能更好地降低不确定因素带来的影响。

在1985年4月24日美国国防大学“红方思维”兵棋推演研讨会上,兰德公司布鲁斯·班尼特介绍了如何通过兰德战略评估中心的作战模型和军队行动模型来阐述美国思维和苏联思维差异性的问题,就是兰德战略评估系统在战略平衡方面研究的典型案例。[5]

兰德经验

[2]宋时轮:《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及其发展》,军事科学出版社,1984 出版,第323-324页。

推演全程

这是一个值得广泛研究的问题。我所能做的,是从自己的经验和观察中得出一些结论。这些经验和观察主要针对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兰德公司的环境,以及1972年至今我在政府部门任职的经历。把兰德公司作为焦点来考察战略家的产生存在一个局限,就是偏向对顾问人员发展的分析。成为战略家还有其他途径,包括成为军队高级将领,从律师或投资银行业进入政府高层。但兰德公司这个案例可能会特别有意思,因为它的确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提供了良好环境,产生了一批当前公认的重要战略思想家。

[6] James Jay Carafano; Frank J. Cilluffo; Richard Weitz; Jan Lane ,Stopping Surprise Attacks: Thinking Smarter About Homeland Security. Heritage Foundation , April 23, 2007.P. 2.网址为

政治层面的决策及流程

兰德公司初期另外一个特别有利于战略思维和创新的特点,是坚持邀请一流人员到访并作夏季访问。这就创造了一个环境,其重点是尝试开发利用全国最杰出的人才。其目标不在于让兰德公司现有人员做出最佳成绩,而是集中整个国家的最优秀人员来完成分析。从本质上讲,任何一个机构都不可避免地受人员数量、能力、专长领域的限制,兰德公司这种寻找最佳人才、发挥最佳才干的做法,是在研究思考任何问题时达到卓越的关键。不幸的是,绝大多数机构并不以这种方式运作。

为了提高对战略核武器、指挥控制和后勤保障的战略分析,1979年净评估办公室牵头为美国国防部寻找一个更完善的分析系统,在其提出的任务目标中就要求这个分析方法能够包含丰富的作战现实情况和他所带来的不确定因素,[22]这个系统最终成为了兰德战略评估系统。在应对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方面,兰德战略评估系统发展初期就有明确国家行为所存在的不确定性。为此,该系统设计了国家指挥层模型,将未来国家行为的不确定性充分表现在模型中。例如,把苏联的各种可能的国家行为建模定名为“伊万 1”、“伊万2”、“伊万3”等,把美国的各种可能的国家行为建模定名为“山姆1”、“山姆2”、“山姆3”等。[23]这样就避免了一般战略分析中对未来预测总是选取一个“最优判断”,而忽略了不确定性的影响这个问题。

再如,联合参谋部部队结构、资源与评估部 采用包括兵棋推演和模拟在内的多种分析工具,每年一次为参联会进行对美军及其盟友的常规部队能力进行评估。这个部门从兰德战略评估系统成立初期就参与了兰德战略评估系统的开发,并致力于最终将这个系统运用到他们的评估分析工作中。到1987年12月,他们认为兰德战略评估系统已经相当成熟,因此委托兰德公司开展了一个项目,专门分析尝试如何将兰德战略评估系统运用到他们的分析工作当中。第一个任务就是模仿他们1988年将进行的总武装力量能力评估,项目目的是要了解兰德战略评估系统能多大程度的复制替代总武装力量能力评估现有的模型。通过调整兰德战略评估系统以适用总武装力量能力评估,判断兰德战略评估系统是否和如何用于这个部门的其他工作中。这个项目在五角大楼的能力评估部门办公室进行,因此也是兰德战略评估系统第一次被用于兰德电脑环境以外的环境使用。[7]

另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是理解其他国家在认识环境和反应方式的区别。有关俄罗斯、中国、印度、日本、伊朗和欧洲等国的战略文化的专题研究具有重大意义。阅读这些国家的历史,特别是军队和国家安全机构发展史会很有帮助。其他方面则与这些社会的独特文化特性相关联。

[8] Jeffery R. Barnett ,Future War. An Assessment of Aerospace Campaigns in 2010. University Press of the Pacific .p.xvii.

安德鲁·马歇尔是当代美军战略思想及战略问题研究方法的“大脑”和“化石”,是编织当代美军战略思想之网的“蜘蛛”。与其说马歇尔领导的美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支持了兰德公司对战略评估系统的开发,不如说是马歇尔在“评估国家间长期政治和军事战略竞争框架”下,为自己定制了一套战略评估与分析工具,兰德战略评估系统无论是设计思想、还是体系结构上,到处渗透着马歇尔净评估方法论的思想。

理查德·鲁梅尔特在其新书中把战略极妙地描述为解决复杂问题的方案。鲁梅尔特观点的一个优点是真正阐述了战略一词应该如何使用。在实践中,战略这个词使用得过于宽泛。特别在国家安全领域,一个常见的倾向是把军事战略主要理解为在未来可能的战争中使用资源,并为特定作战行动的详细规划提供总体指南。其结果是,对于和平时期军队管理和资源分配的战略却少有讨论,此类战略可以让军队更有效、更具竞争力,而且具备适当的作战观念。大多数关于国家安全战略的表述仅是罗列一长串期望达成的目标,却很少提到如何达成这些目标。因此,我们极少看到完备的国家安全战略。看来,这是国家安全领域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10] Peter Schwartz, The Art of the Long View (New York: Currency Doubleday, 1991), 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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