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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次数:50 时间:2019-12-06

一、战略选择的模式彻底摆脱了大陆海军的禁锢

美国海军第一次战略选择是比较典型的大陆海军模式,而第二次战略选择彻底摆脱了大陆海军的禁锢,表现出了大洋海军的特色。美国海军第一次战略选择确立了内向型的近海防御海军,海军力量以轻型的快速帆船为主,执行守土保交的袭商战战略。可见第一次战略选择带有浓厚的大陆海军色彩,在某种意义上,当时的海军还不是国家单独的战略力量,是执行“陆主海从”战略的附属性力量,无法取得独立性的战略地位。

经过旷日持久的西进运动,美国领土由大西洋沿岸拓展到墨西哥湾和太平洋沿岸,从一个一面临海的大陆国家发展成为三面环海的大陆岛国,地缘战略环境的改变,促使美国海军摆脱了对陆地的依附,成为捍卫和拓展国家利益的独立战略力量。回顾地缘环境与世界强国海军的发展模式,我们可以看出:海洋国家内在地要求发展外向型的进攻海军力量。可以说,美国战略环境的改变对美国海军彻底摆脱大陆海军的禁锢提供了客观的物质需求。

第二次战略选择彻底摆脱了大陆海军的禁锢,坚定地确立了外向型远洋进攻海军的战略选择,海军力量以重型的战列舰为主,执行以夺控制海权为核心的舰队决战战略,彻底实现了从大陆海军到远洋海军的转变。

马汉的海权论,不仅适应了当时美国的战略需求,更为重要的是,马汉的思想为两大政党所接受,超越了长期制约海军发展的政党政治,发展强势海军已经成为美国决策层的战略共识。1898年的美西战争大力践行了海权论,进一步提高了其在海军和国家决策层的地位,促成了新海军的诞生。

在美国意欲投身海外争夺之际,酝酿彻底变革海军的势力日渐兴起。但他们的思想缺乏理论性和系统性,时代呼唤新的海军理论来指导美国海军的新发展。恰逢其时,马汉及其“海权论”应运而生,成为美国海军变革的理论指南。“海权论”强力地推进了美国海军的彻底转型,彻底改变了美国海军的面貌。

马汉的海权论,对时任海军部长助理的罗斯福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罗斯福在读到《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时,称它是“海军史上最好与最重要的着作”。他把马汉看成是伟大的“思想先知”和“精神导师”,对海权论推崇备至,毫无保留地接受了马汉的全部观点,并利用一切机会加以实践。

美国海军在20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历经了4次重大的战略选择,完成了不同时期国家转折过程中的海军战略转变。这些战略选择,基本确定了美国海军发展的大势和走向,在美国海军发展进程中居于突出地位,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战略选择的性质呈现出极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美国海军第一次战略选择表现出极强的被动性和滞后性。海军始终是在被动地应对压力和挑战,无法影响决策层的海军政策,只能在政治的斗争中起伏不定。到19世纪末期,国际国内战略环境的变化为海军新的战略选择提供了变革的基础。美国海军在大变革的酝酿阶段和开展阶段,都积极作为,提出新的海军战略理论,为海军的发展赢得主动。1890年顺利通过的《海军法案》,揭开了美国海军战略转变的序幕,奠定了新海军发展的基石。民主党上台后,继续推行大海军政策,进一步将战略转变推向深入。到罗斯福总统时期,更是积极主动地全面实践马汉的海权论,确立了未来海军发展的大方向和根本指针。通观第二次战略选择的进程,主动积极地推进海军的战略转型,是一个基本的特征。

决策层对马汉海权理论的认同及实施

马汉的“海权论”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完整的战略理论,它的提出不但对美国海军,而且对整个美国,甚至全世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1901年罗斯福跃居总统职位,他把对海军和海洋的爱也带进了白宫。在他看来,建设一流海军是提高美国实力和国际威望的重要途径。在任期内,罗斯福总统与海军部长约翰·D·朗全面践行了马汉的海权理论,奠定了美国海军舰队和海军政策的基石。

总体来看,第一次战略选择是很不顺利的,其进程漫长而曲折,充斥其间的斗争异常激烈。第二次战略选择比较顺利,在马汉海权论的影响和推动下,美国海军掌握了战略选择的主动权,迅速稳健地完成了战略转型。第三次战略选择比较曲折,美国海军又一次陷入了战略被动,在复杂的政治、军种斗争中,长期难以作出适应时代和国家需求的战略选择。第四次战略选择是最为出色的,美国海军战略决策机构及时洞察了战略环境和国家需求的变化,牢牢地把握了战略选择的主动权,前瞻性地不断提出和更新战略概念,实施阶段性的战略调整,及早出台了综合性的新海上战略,稳健、快捷地完成了冷战后的战略选择。纵观美国海军四次战略选择的进程,可以看出,美国海军战略选择总体上呈现出波浪式起伏、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轨迹。

三、战略选择的主体受到了海军势力的强烈影响

美国海军第一次战略选择的主体是政治精英和决策上层,海军被排除在战略选择主体之外。相比之下,第二次战略选择的主体深受海军势力的强烈影响。

19世纪后期,开始兴起的海军改革运动是酝酿新海军萌芽的主要力量,他们极力主张加大海军建设的力度,推动了美国海军的复兴和海军主义思潮的出现。卢斯是早期的主要代表,在他的努力下,美国海军学会建立,海军战争学院筹办组建。马汉是海军改革运动后期的杰出代表,他的海权理论和海军战略理论成为美国海军斗争的思想武器。美国海军在马汉思想的指引下,朝着建立制海型海军的方向不断迈进。

海军部在海军势力的影响下,开始积极作为,担当起组织主体的作用。比如,特雷西海军部长1889年年度报告提出不久,海军政策委员会提出了更为激进的报告。该报告建议建造大量的适于航海的战列舰,倡导建立战列舰组成的舰队,这一海军计划是典型的帝国主义计划,充分体现了马汉的海权思想,是马汉思想影响上层的集中体现。之后,海军部在海军势力的不断推动下,全力推进美国海军的全面发展。

在海军势力特别是在马汉思想的影响下,美国两党在发展大海军问题上,逐渐达成了共识,超越了两党政治的偏见。相继执政的共和党政府和民主党政府都致力于建设新海军的伟大事业。特别是一贯反对海军发展的民主党也转而奉行大海军政策,这使得海军发展走上了稳定上升的良好势头。罗斯福总统更是马汉理论的痴迷者和崇拜者,他全面地贯彻和落实了马汉的海军思想,成功地完成了海军的战略转变。

从海军立法角度来看,在海军势力的影响下,国会两院基本上达成了战略共识,认同建设大海军的势力日益壮大。于是国会稳妥地批准了海军发展计划,成为海军大发展的推动者。

为了加强海军军官在海军中的话语权,指挥军官早就主张建立由指挥军官组成的常设机构——总参谋部,该主张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支持。1915年终于成立了海军作战部,指挥军官的话语权得到了组织保障。

1.共和党政府迈出海军转型的第一步

马汉“海权论”的主要内容

马汉的海外扩张和“大海军”政策成为罗斯福国家政策的核心

美国海军历次战略选择都是主客观影响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海军在实施战略选择时,必须处理好自身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通观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全程,可以看出,海军在处理两者关系的问题上形成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也出现了不少惨痛的教训。而这些经验教训本身又是美国海军战略选择基本规律的具体体现,富有借鉴和启发意义。

四、战略选择的动力主要来自系统理论的指导

战略理论指导的严重缺失,是导致美国海军第一次战略选择曲折与被动的核心原因。一直到19世纪末之前,美国海军也没有形成完整的、独立的战略理论,只能是自觉不自觉地遵循着实践经验和历史传统,在思想的惯性力量下缓慢地发展,这是制约美国海军长期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到19世纪末,在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关键时期,马汉的海权理论和海军战略理论应运而生,发挥了思想指南的导引作用,彻底改变了美国海军长期缺乏理论指导的困惑,走上了理性发展阶段,极大地推动了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进程。

首先,海权论是比较完备的科学理论体系。马汉的海权论旗帜鲜明地说明了一个国家为什么要发展海权,海权是什么,如何发展海权,如何运用海权等一系列根本理论问题,形成了完备的理论体系,树立了美国海军未来发展的标杆,这是海权论能够成为强大动力的根本原因。

其次,海权论集中代表了不同群体的需求。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在加快步伐,海外承诺也在增加,建设一支更大规模的现代化海军成为迫不及待的事情。年轻的海军军官和政治家、造船业主、军火制造商、商业扩张主义者携起手来,一起为扩建舰队进行游说。造船工业、冶金工业和其他受惠于海军建设的部门,都支持海军的建设;船运商、出口商、依赖对外贸易生产商和急于提高国家实力与威望的美国公民,都主张扩张海军的规模;还有一些仰仗于选区政治家,为其选区获得慷慨的海军拨款是他们获得选票、达成政治晋升的一种手段。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军方和工业界形成了合作关系,这一关系在20世纪继续得到发展。马汉的海权理论集中代表了这些群体的要求,发挥了统一思想的粘合剂作用,逐步成为这些群体共同追求的目标和遵循的原则。

第三,海权论逐步成为美国决策层的共识。在海权论的积极影响下,海军部自觉地运用海权理论提出海军发展规划,主动地影响政府和国会的决策。美国的两大政党都逐步接受了马汉海权理论,致力于发展大海军。特别是美国总统亲自积极地贯彻落实马汉的海权理论,这就确保了海军的健康发展,确保了海军政策的延续性。国会两院对马汉理论也逐步趋于认同,保障了海军立法的顺利通过。可以看出,决策层对马汉战略理论的认同,使得国家立法机构、政治行政机构和海军军种机构融合起来,这种融合大大推进了海军的战略转变进程。

总之,马汉的理论不但为海军、决策层和不同群体提供了核心的理论指南,牵引了美国海军发展方向和类型的转变,也大力推动了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进程。海权论不但为美国发展外向型、远洋进攻型海军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为美国将来大力推行对外侵略扩张,乃至称霸海洋、称霸全球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产生了强大的理论牵引力作用。

马汉的海权论逐步渗透到美国决策层,推动美国海军建设的转型。当时的国内政治对于海军发展来说是非常有利的,1889年3月共和党人本杰明·哈里逊当选总统,他本人就是一个十足的大海军论者,海军部长是来自纽约的本杰明·F·特雷西,他能力突出,富于创见。而且,从1875年以来,共和党人在国会两院中第一次居于多数,政府和国会都为共和党人所控制,为美国海军迈出转型的第一步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组织基础。

1890年-1905年,马汉陆续出版了着名的“海权论”三部曲,即《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海权对法国革命与法兰西帝国的影响,1793-1812》,《海权与1812年战争的关系》。这三篇经典着作,再加上其他一系列重要论述,特别是1910年发表的《海军战略》论着,集中反映了马汉的“海权论”理论体系,成为美国新海军崛起的催化剂和思想武器,指引美国海军走向了质的转变。

马汉是坚定的帝国主义和大海军主义宣传家与鼓动家,全盘接受其理论的罗斯福一入主白宫,就将海外扩张与大海军政策作为国家政策的核心。罗斯福总统聘请马汉担任自己的军事顾问,这是美国海军官员第一次直接进入美国最高的决策层,直接影响了美国海军的战略选择。

一、敏锐把握重大历史关口是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紧跟时代的首要关键

美国海军的四次战略选择都发生在重大历史关口时期,既是美国国家发展的战略性“十字路口”,也是美国海军发展的决定性“重要关口”。在这样的历史关口,敏锐地认清并及时把握“关节”时期的战略机遇和挑战,选择既适应国家需求、又切合海军实际的正确道路,是影响深远的战略举措,是战略选择紧跟时代步伐的首要关键。

相比而言,在第二次和第四次战略选择中,美国海军敏锐地把握住了时代脉络,牢牢抓住了历史转折时期的机遇,及时作为,迅捷主动地实施了战略选择。而第一次和第三次战略选择中,美国海军就没能及时跟上时代的变迁,表现出严重的被动性,几乎是被逼迫着进行战略转变,这也注定了其战略选择进程的漫长而曲折。

第二次战略选择时期是美国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期,也是人类社会由农业手工业时代向机械化时代转变的时期。在这一历史关口,以战略理论家马汉为代表的美国海军非常敏锐而深刻地认识到,这是海军摆脱落后、崛起强盛的战略机遇期。他们认为战略机遇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当时美国所处的安全环境非常稳定,不存在大的战略威胁和挑战,这为海军提供了宽松的战略环境,便利于海军进行全局性的战略调整。随着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列强实力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的世界战略格局开始酝酿,这为美国海军投身海外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其次,到19世纪末期,美国已经发展成为三面环海、面向两洋的“大陆岛”国,地缘战略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地缘环境的变化,客观地改变了陆主海从的格局,提高了海洋在国家安全和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为海军地位的提高创造了前提。第三,在以机械化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海军军事技术变革的浪潮。美国的海军军事技术水平已经获得质的飞跃,有些领域还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这些都为海军的大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为海军的战略选择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在这样的历史关口,美国海军高瞻远瞩,大力提倡海权论,鼓动海军主义,为海军的崛起造势,积极争取承担国家新赋予的战略使命任务,顺时而动,完成了战略选择。

第四次战略选择时期是冷战两极战略格局结束、人类社会由工业化向信息化时代过渡的时期。美国政府敏锐地觉察到了世界格局的巨变和时代的变迁,迅速出台新的国家战略,调整国家战略重点。美国海军也深刻认识到海军必须牢牢掌握主动,抓住这一战略机遇,克服新生的挑战与威胁,主动实施新的战略调整。美国海军对战略形势有了比较明确和清醒的判断。首先,从安全环境来看,冷战的结束,使世界大战暂时退出历史舞台。衰微的俄罗斯短期内难以抗衡美国,而其他大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也难以威胁美国的战略地位,一时之间,美国没有了明确的战略威胁和挑战。冷战后,美国海军重新掌握了世界海洋的制海权,赢得了海军发展的良机。但另一方面,一些地区性威胁和以恐怖主义为首的非传统威胁浮出水面,这些威胁和挑战非常复杂,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这就迫切要求海军进行大幅度的变革。其次,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成果大量、广泛地应用于军事领域,掀起了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浪潮。在这一浪潮中,美军处于“领头羊”的主导地位,而海军必须抢占先机,及早适应信息技术的变革,在全军甚至全球海军中继续确保绝对优势。基于对冷战后战略环境的判断,美国海军站在时代的前沿,前瞻式地主动更新战略概念,不断塑造新的战略手段和战略途径,分步骤、分阶段地进行战略调整,战略调整完成后,及时出台综合性的新海上战略,带领海军走上了新的战略征程。

第一次战略选择时期是美国争取独立和维持生存时期。当时,美国面临的安全环境极为恶劣,欧洲强权国家严重威胁着美国的地位,甚至生存,美国自身力量又十分弱小,难以获取战略空间。在这种历史关口,美国决策层围绕着要不要海军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海军被排斥在决策主体之外,根本没有发言权和决策权,难以满足这一需求。只能被动地应对历史关口的战略需求,这就注定了战略选择进程的曲折和反复。在历经反复与磨难之后,美国决策层才最终达成了战略共识,确立了要建立小而精的海军力量,以近海防御为主,担负海洋方向的国土安全使命任务。

第三次战略选择时期是战争年代向和平年代转变、国际战略格局由多极化向两极体制转变和核时代来临的重大历史时期。在这一时代转折时期,美国海军面临的战略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安全环境形成了长期的两极冷战对抗格局,美苏两极对抗的重点在欧洲。美国的战略对手苏联又是一个陆权色彩浓厚的国家,这就决定了美国安全战略的大陆性色彩,必然会提升陆军、空军在应对苏联威胁中的战略地位。海军如果不能瞬时而动,遭受排挤和打压是在所难免的。其次,核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日渐成熟。战后初期掌握核垄断的空军对海军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迫切要求海军顺应核时代的发展,提高自己的战略地位。针对战略环境的巨变,美国海军应积极适应战略环境的变化,及早进行战略理论的创新,积极实施战略调整,主动寻求新时代下海军的战略定位。但从实践来看,美国海军最初没有能主动地应对战略环境的巨变,没有能积极寻求海军发展与战略环境的理性平衡。美国海军继续沉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荣光之中,在理论上囿于马汉海权论,没有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及时加以更新,造成了战略理论滞后于时代需求的局面。美国海军丧失了战略选择的先机和主动权,严重迟滞了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进程,造成了战后初期海军发展的彷徨、无奈与挫折。到后来,美国海军才从“核革命”上打开了坚冰,开创了新的局面,初步稳定了海军的战略地位。到20世纪80年代,在里根重整军备的国家政策激励下,美国海军最终作出了适应核时代和冷战格局的战略选择,恢复和保持美国优势海军力量,采取“前沿进攻”的海军战略,夺取和保持战略主动,提高海军的战略地位。

通过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比较对照,可以看出国家发展的历史关口对海军至关重要。海军应当敏锐地把握重大历史关口,否则将导致战略选择的重大波折。

五、战略选择的制约因素主要局限于守旧势力的残余

当然,在美国海军第二次战略选择的进程中,也有很多的制约因素,影响着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进程。但是相对于第一次战略选择而言,第二次战略选择的制约因素是比较少的,影响力也是比较弱小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落后海军思想的余毒。长期形成的注重防御的惯性思想是制约海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影响着海军建设的速度和战略运用。比如,在特雷西1889年的年度报告中,还提出发展海防战舰的主张,就是这一思想的反映。即使1890年海军法案通过时,仍然有人还死死地抱住海岸防御思想不放。

二是地方主义和议会政治的影响。这一时期,虽然地区主义和议会政治在海军发展问题上已经构不成战略性的威胁,但这一因素还是严重制约着美国海军转型的速度。中西部仍是反海军的主要阵地,他们反对海军的扩张,极力来维护海军的现状,担心海军的扩张只能给沿海地区带来实惠和政治筹码,而自己却要背负沉重的财税负担。这一时期,议会政治虽然左右不了海军转型的大趋势,但却延缓了海军转型的进程。

1889年11月,海军部长特雷西提交了第一个年度报告,体现出不断开拓的专业化海军思想,明显地突破了过去的战略,忠实地反映了马汉的主力舰理论。特雷西在报告中指出:“我们必须拥有装甲战列舰,有了战列舰,我们就可以解除敌人的封锁,击溃敌人的来袭舰队…”;我们必须拥有这样一支舰队,“战时,即便奉行防御战略,但也足以威胁敌人的海岸,从而将封锁我国海岸的敌人舰队支解开来,因为只有攻势行动,战列舰舰队的效能才能得到最大的发挥。”[1]特雷西部长建议在12到15年内,建立“两支由战列舰组成的舰队。”需要为太平洋的舰队建造8艘战列舰,为大西洋的舰队建造12艘战列舰。所有这些舰只“都应在武器、装甲、结构强度和速度这四项重要指标上优于其他同类舰只”。[2]斯蒂芬·卢斯海军少将大声疾呼:“战列舰是海军的基础。美国没有战列舰,因此就没有海军。”[3]

1.海权论的核心和主旨是控制海洋

罗斯福是个强硬的帝国主义者,马汉提出的理论为其提供了清晰的蓝图和纲领。马汉对世界的观察和展望使罗斯福坚信:“美国既然拥有财富和力量,就应该在国际上发挥相应的作用和影响。这就是说,美国必须奉行扩张政策,与远东的贸易必须增加,对中国必须坚持门户开放政策。为美利坚帝国沟通两洋之间的交通着想,必须在中美洲开凿一条运河。而作为上述一切的基石,必须是要求拥有一支能在上述辽阔水域发挥影响的强大的海军。”[1]

二、服从国家利益需求是美国海军战略选择始终如一的根本原则

国家利益需求是海军进行战略选择的根本导向和牵引。只有国家利益需求发生了变化,才有可能引发海军战略选择的进程,否则海军战略选择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失去方向和目标。可以说,国家利益需求是海军战略选择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海军战略选择的根本依据。

随着时代的演进,国家利益需求也会动态地发展演变的,这必然要求海军进行相应的战略选择。美国海军四次战略选择的时期,都是国家利益需求发生重大变化和调整的时期,国家利益需求的变化提出了不同时期的国家战略目标,内在地要求和推动海军选择相应的战略,以更好地实现国家战略目标。

美国海军第一次战略选择时期是美国孤立主义战略逐步确立时期。孤立主义战略非常具有策略性,它的核心逻辑思路是以最小的政治和军事成本赢得最大的安全红利。当时,美国贫弱不堪、力量弱小,而且欧洲强国对新生的美国虎视眈眈,严重威胁着美国的安全与发展。当时的国家利益需求是捍卫国家的独立与主权完整,不卷入欧洲事务,营造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环境,着眼自我发展,加快国家整合。在这一战略需求的牵引下,海军应当宏观地系统分析这些要素,积极有效地说服上层领导,及早统一对海军的认识,以建立小型的近海防御力量为目标来筹建海军的发展规划,最佳地满足国家战略需求。这样做,可以最大程度地扭转被动局面,掌握一定的战略主动,缩短战略选择的进程,减少波折和磨难。而第一任海军部长乔治·斯托德特却异想天开地提出发展战列舰主力舰队的远景规划,完全脱离了国家利益的根本需求。可想而知,这一远景规划一提出,迅即遭到了无情的抨击和打压,以迅速的流产而告终。可以说,斯托德特提出的规划适得其反,不但没有提高海军的战略地位,反而进一步加剧了部分高层对海军的疑虑,使海军发展进程更加步履维艰。斯托德特提出的规划流产后,美国海军再也没有提出像样的规划,更没有提出鲜明的战略主张,无法满足国家利益需求,这就注定了战略选择进程的曲折和反复。

美国海军的第二次战略选择时期是美国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美国逐步突破了孤立主义战略的束缚,确立了“有特定目标的干涉主义”国家战略。美国国家战略的转变促使美国突破美洲大陆的限制,开始把战略视野放眼海外。美国的国家利益需求也跟着得以拓展,因此,海外殖民和海外扩张成为美国新的战略需求。在这一战略需求的牵引下,美国海军在马汉海权论理论的指导下,成为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的军事力量急先锋,开始了根本的转型。美国海军的战略理论为美国决策层广泛接受,并迅速地转化成海军政策和实践,顺利地实现了由用于劫掠贸易和沿海防御的舰队向远洋海军的彻底转变。美国海军最终确定了建设面向远洋、扩张海外利益的优势舰队力量,奉行舰队决战夺取制海权的战略。

美国海军的第三次战略选择时期是美国逐步确立和深化全球战略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其政治、军事野心日益膨胀,妄图称霸世界。美国认为,对其称霸世界构成威胁最大的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冷战期间,美国战略的核心是推行对苏联的“遏制”。美国“利益”的全球化迫切要求海军进行新的战略选择。在这一时期,美国海军最初没有及时地适应战略需求的新变化,进行海军战略全局的调整,导致了美国海军历经挑战和磨难。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最终完成了适应冷战格局的战略选择,确立了加强和保持绝对优势舰队力量,奉行“前沿进攻”的海军战略,以最大限度地满足战胜苏联独霸世界的国家利益需求。

美国海军的第四次战略选择时期是美国企图奉行“单极主义”的国家战略时期。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极力维护单极独霸的战略格局,追求美国利益的最大化和持久化。可以说,单极独霸世界成为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不懈追求的目标,也是美国决策层的战略共识。但冷战后,由于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对美国构成实质性的挑战和制约,美国对威胁的判断处于一种动态的、不确定的发展演变之中。冷战后,最初美国发布的国家战略文本,主要是将焦点对准了地区性挑战和威胁。“9·11”事件后,恐怖主义一时之间又成为美国最大的战略威胁。时任小布什总统安全事务助理的赖斯指出:“此时此刻与1945-1947年那个时期相似,那是遏制政策形成的时期。今天国际政治的结构板块已经变化。最重要的是要抓住这一机会,重新界定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对国际机制的立场。”[1]小布什总统极力构筑一个以反恐战争和美国无与伦比的实力为基本支点、以军事力量为主要依托的单极世界体系国家战略。总的来看,冷战后美国单极主导世界的战略目标是确定的,但要应对的威胁和挑战是难以确定的。这一新的利益需求必然要求海军相应地进行新的战略选择,不断更新自己的战略概念,彻底改变基于“威胁”的战略模式,建立基于“能力”的战略模式,既能满足长久战略的需求,又能灵活应对各种复杂的威胁。冷战后,美国海军及时更新战略概念,奠定了新战略出台的基石。2007年10月新海上战略出台。美国海军确立了建设新型的全能型优势海军力量,力图发挥核心的领导作用,主导全球海上力量运用,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和拓展美国国家利益。

总的来看,美国海军的四次战略选择都是以国家利益需求为根本依据的。美国海军能够紧密结合国家战略需求,及时实施战略转变的,战略选择的进程就比较顺利和稳健,反之则非常曲折和被动。可见,服从国家利益需求是美国海军战略选择不可改变的根本原则。

六、战略选择的进程相对快速激烈而又深刻全面

美国海军的第一次战略选择经历的挫折和曲折很多,战略选择的过程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难产的。相比于第一次战略选择,由于这一次转型的条件较为充分、成熟,再加上又有强有力的系统理论指导,因此第二次战略选择的进程是相对顺利的。

从技术的角度来看,美国海军战略选择时期,正是资本主义世界第一次科技革命时期,科技革命推动了社会发展的进程和社会的变革。伴随着社会的变革,军事领域进行的变革已经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和成果。

美国充分利用了科技革命的成果,并积极参与科技革命的发展,加快了美国实力和地位提高的进程。到19世纪末,美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居于世界第一位。美国海军在海军军事革命的进程中,一开始徘徊不前,甚至落伍滞后。但当美国海军开始实施战略选择的转变时,世界范围内的海军军事革命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果,美国海军可以直接借鉴和吸收,避免了很多的弯路,实现了美国海军的后发优势。美国海军利用世界海军发展难得的战略机遇期,迅速实现了海上力量的发展和兴起。

从美国政府海军政策的走向来看,美国海军战略选择开始时存在着争论和不同看法,针对特雷西发展战列舰的计划,一部分民主党人和长期受防御思想影响的群体对进攻性的战列舰持敌对或怀疑态度,但这些反对势力在国会中已不占多数。后来,随着马汉名望的提升,马汉的海军理论逐渐为政府和国会所接受,慢慢地达成一致意见,接着采取行动。这典型地反映在1893年民主党执政后也大力推行海军扩建政策,继承和发展了共和党开创的事业。到美西战争之前,美国海军已经成为一支比较强大的海军力量,保证了美西战争的胜利。而这一胜利反过来又进一步提高了海军的名望和海军建设的力度。罗斯福总统更是大海军政策的坚定信奉者和实践者,他带头全面落实了马汉海权理论,大力推动了美国海军全方位的战略调整,稳妥地实现了美国海军的战略选择。

特雷西的年度报告发表后,任命了由6位海军军官组成的政策委员会,研究美国对海军的战略需求,并制订一份长远规划。1890年1月,该委员会提交的报告结论是美国需要200多艘战舰!委员会提议建造大量的适于远航的战舰,这些战舰必须装备“装甲和重型武器,”但燃料的装备受到制约。这些战舰“具备同一的航速和机动力,这样它们就可以作为一个分队或中队而协同行动…从而确保我们港口的开放并在海岸线1,000海里的范围内摧毁敌人的补给基地。”委员会倡议建立一支巡航半径达15,000海里的战列舰舰队。这样一支舰队能够“长期驻留海上,既能巡击敌人,也能将战火推向大西洋彼岸。”[4]

马汉在准备海军战争学院海军史讲稿的过程中,读到西奥多·蒙森的《罗马帝国史》时,得到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领悟。他说:“我终于悟出了对海洋控制是一个历史要素这样的设想。”[1]这个领悟彻底改变了他专业的经历,成为他日后奋斗的主要方向。马汉坦言:“凡探求真知而不丧失勇气的人才能有所发现。经过不断的探求,我终于从联想中发现对海洋的控制是一个从未被系统认识并阐述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因素。一旦有意识地加以系统阐述,这个思想就成了自此以后二十年间我全部着作的核心。”[2]

罗斯福不仅是一位地道的帝国主义者,也是一位大海军主义的奉行者。他深切地认识到,海外扩张的物质基础是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没有强大的海军力量,海外扩张只是空谈。因此“我们需要一支大海军,不仅由巡洋舰组成,还要包括足够的快速战舰,以便对付任何其他国家的海军,”[2] 他甚至把“海上实力”、“大海军”视为自己的施政纲领。可见,罗斯福总统的海外扩张政策和优势海军政策是紧密结合,密不可分的。

三、自觉创新战略理论是美国海军战略选择顺利实施的先导牵引

战略选择是客观决定与主观能动相互推动的结果。客观决定只是提供了战略选择的条件和可能性,如果海军不能主动作为,不能敏锐并及时地应对,那战略选择的进程必然是荆棘丛生,险象环生,充满曲折,海军也必将付出巨大的代价和牺牲。因此,海军自觉创新战略理论,增强战略选择的理性和主动性,在战略理论的指导下主动作为,是遂行战略选择最强有力的先导和牵引。

综观美国海军的四次战略选择,海军战略理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特别是在第二次和第四次战略选择中,表现尤为突出。

第二次战略选择之所以是主动的战略选择,关键在于战略理论发挥了先导和核心作用。应时、应运而生的马汉海权论,客观而深刻地论述了美国要成为海上强国的原因及其所需的条件;美国不仅要拥有保卫海岸线安全的力量,更要拥有一支能在世界大洋范围内运用的大洋舰队;美国还需要拥有太平洋的海军基地和一条穿越中美洲的运河。马汉的海权论,阐述了新形势下科学的海洋观、海军观和海战观,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结束了长期以来美国海军战略理论缺失的状况,对民众、海军和国家决策层都发挥了重大的理论导向作用。首先,马汉的海权论将海军力量的崛起与美国的强盛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海军可以直接服务于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从而使这一理论及时为美国决策层所接受,转化为国家的战略行动,为海军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战略空间,也大大提高了海军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确保了战略选择的环环递进,顺利发展。其次,马汉的海权论不但结束了美国海军长期没有战略理论的局面,而且很快取得了海军内部的广泛共识,指导海军进行全方位、大纵深的全面转型,牵引海军由内向型的大陆海军转型为外向型的大洋海军,指导海军确立了优势舰队力量的思想,确立了攻势作战、集中使用、内线作战和舰队决战等战略原则。可以说,马汉的海权论全面奠定了美国海军的战略理论基石,这是美国海军彻底转型的关键所在,也为美国海军的崛起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可资借鉴的理论武器。第三,马汉的海权论不仅面向决策层和海军内部,同时也是面向公众的“舆论播种机”。马汉的海权论在国内的广泛传播和流通,扭转了长期以来美国民众漠视海洋作用的思想惯性,培植和提高了民众的科学海洋观;扭转了长期以来民众贬低海军的传统,重新塑造了国民的海军情结,为海军的大发展塑造了良性的氛围和战略动力。毫无疑问,马汉的海权论是美国海军第二次战略选择顺利实施的关键所在。

第四次战略选择是更为积极主动的战略选择,不断更新的战略理论发挥了思想统领的先导作用,确保了海军战略选择的顺利实施。冷战后,美国海军面临的战略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的战略需求促动海军积极调整战略概念。相比于第二次战略选择,这一时期虽然没有出现马汉式的划时代的海军战略理论家,但是海军的决策机制却主动地组织力量,以组织的形式来积极酝酿和更新海军的战略理论,同时美国海军激励广大官兵积极参与学术理论研讨,营造创新战略理论的氛围。这样就进一步缩短了战略理论生成的周期。马汉时期,先是海军战略理论家提出系统的战略理论,接着为海军乃至国家决策层所接受,然后转化为海军的战略决策。冷战后,海军决策机制直接承担了战略理论生成的“孵化器”,同时将战略理论转变为战略决策,这就促使了战略理论更新进程的及时和迅捷。

冷战后,美国海军适时制定、更新战略概念。1992年颁布的“……从海上”决定了未来海军的发展方向。1994年的“前沿存在……从海上”强调了“前沿存在”的战略重要性,为新的战略选择奠定了思想基础。“9·11”事件后,“21世纪海上力量”系列文件的迅速出台,主要解决了未来新型海军的战略能力问题。经过三个阶段性战略调整之后,美国海军及时启动了新海上战略的制定。美国海军以开放的姿态,广泛吸纳国内外各方的观点,依托核心团队和组织机构,稳健有序地制定了“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对未来建设以强调国际合作、强调运用“软实力”为主的主导型新海军,起到了强有力的理论先导和牵引作用。

由此可见,完备科学的战略理论是海军实施战略选择的强大思想动力和战略支撑,是海军能发挥战略主动的关键。而战略理论的缺失与陈旧,则是导致战略选择呈现出被动性和迟滞性的主要原因,这是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重大教训之一。在第一次战略选择和第三次战略选择中,战略理论的缺失与陈旧是极为突出的。

第一次战略选择时期,美国海军军人被排除在战略决策圈之外,缺乏战略筹划的平台。美国海军主要局限于日常和战术层面的活动,根本无暇也没有能力驾驭海军的战略问题,这就造成了海军战略理论缺失的严重弊端,导致美国海军在战略选择的进程中丧失了战略主动,完全被动地沦为政治家和国家决策层随意玩弄的政治“皮球”。当时,由于海军没有自己的战略理论,不断更替的政府的海军政策彻底主导了海军的走向和未来。因此,伴随而来的必然是战略选择的进程漫长而被动,海军发展的波折与灾难。

第三次战略选择时期,美国战略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客观要求海军适时更新战略理论。早在1954年,哈佛大学着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就曾告诫过美国海军,及早适应冷战的战略格局。他认为,海军必须超越马汉学说,把理论重点从蓝水转向欧亚大陆,进而解决危机,也证明自己在适应新形势方面是“灵活机动和富有活力的”。[2]虽然亨廷顿对海军提出了前瞻性的警示,但海军当局并没有给予重视,继续迷恋于马汉的海军战略理论,迷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海军的辉煌和强大地位,没有及时进行战略理论的创新,造成了观念严重滞后的问题。这就导致了海军在战略选择中方向不明确,应变不灵活,丧失了战略主动。直到里根时期,莱曼海军部长大力重建海军战略,才最终解决了这一战略选择问题。可见,即便战略理论比较健全,但战略理论体系陈旧,没有及时地予以更新,也会带来海军战略选择的重大失误。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不断创新海军战略理论是美国海军实施战略选择的核心与关键所在,这也是美国海军掌握主动、顺利实施战略选择的最强有力牵引。

七、战略选择的结果具有极其长远而又深刻的影响

从战略选择的效果来看,虽然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起步较晚,但转型是比较成功、顺利而彻底的,完成了美国海军一次质的转变。美国海军通过这次战略选择,实现了海军类型和海军战略的根本性变革。转型前,“美国海军的船只是木制的,是用风力推动的,基本上执行近海防御,袭击海上商船和单舰作战的战略。接着就是作为分水岭的年代,诞生了一支新的海军。在第二个百年,美国的军舰用钢制造,靠蒸汽推动,并且执行远洋舰队战略。”[1]总之,美国海军的战略选择是一次系统的战略转变,是美国海军史上一次质的转变,彻底完成了近海防御舰队向远洋进攻型舰队的转变。

通过战略选择,美国海军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得到提高,逐步确立了“海军第一”的军种地位;在使命任务上,美国海军从沿海防御转向了控制海洋;在制海范围上,美国海军从近海和沿岸转向了远洋、甚至全球;在作战方式上,美国海军从沿海防御和单舰袭击商船转向了舰队决战。这些战略选择的结果,长远地影响了美国海军的建设与运用。直到今天,美国海军外向型、扩张性和全球性的特征都没有发生改变,甚至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海军的这些特性也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1] [美]斯蒂芬·豪沃思:《驶向阳光灿烂的大海:美国海军史1775-1991》,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278页。

[责任编辑:诺方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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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委员会的报告,虽然激发了比较强烈的争论,但众议院海军事务委员会还是批准签署了该规划的部分条款:即建立战列舰舰队,以取得西大西洋、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海区的制海权。尽管仍然有人还死死地抱住海岸防御的思想不放,但国会中的大多数议员没有理睬他们的抗议。1890年6月,《海军法案》在国会两院分别以131:105和33:18的投票数获得通过。批准建造3艘战列舰,为了安抚海岸防御的支持者,众议院海军事务委员会将它们定为“适于远航的沿海战列舰”,并限制其航程不得超过4,500英里。这样可以满足传统派的部分需求,因为他们可以把这3艘战列舰看成是新型的低舷铁甲舰,具有较强的反封锁能力。

由此可见,马汉海权论的核心是“控制海洋”——即制海权思想。马汉基于对西欧强国兴衰历史的分析,概括出一条规律性的结论:“所有敌国的兴衰,决定性的因素,在于它是否控制了海洋。”马汉进而断言能否控制海洋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因为不断扩展的海外贸易是国家实力和富强的必要因素。他认为:“从政治和社会的观点来看,海洋使其本身成为最重要和最惹人注目的是其可以充分利用的海上航线,或者更确切些说,海洋是人们借以通向四面八方的广阔的公有地。”[3]一个国家,特别是濒海国家,只有依靠海洋这一“公有”通道的便利,才能实现国内外商业贸易链条的畅通,利用便利的海上航线,不断扩展贸易,开拓海外市场,输出商品,输入原料,扩大海外市场,最终实现国家的繁荣和富强。因此,“制海权,特别是在与国家利益和贸易有关的主要交通线上的制海权,是民族强盛和繁荣的纯物质因素中的主要因素。”可见,马汉把控制海洋问题与国家发展和兴衰紧密联系起来,将其提高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进而将海军发展问题提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事关美国的繁荣与强盛。

罗斯福海外扩张的重点是拉丁美洲,他提出了“罗斯福推论”,将“门罗主义”的政治宣言落到了实处。罗斯福宣称:“如果发生公然侵犯或削弱力量的行为”,美国就会义不容辞地“行使国际警察的力量”。[3]也就是说,一旦情况需要干涉来保护被保护者或厉行条约的权力,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是会加以干涉的,美国海军开始依靠强大的实力推行国家外交政策。1904年美国依靠海军迫使哥伦比亚承认了巴拿马的独立,并迫使巴拿马将建设运河的特权卖给美国,控制了巴拿马运河,使美国海军获取了一个控制内线的战略点,推动了美国海军力量的进一步发展。这实际上是马汉控制内线思想的落实。在随后的几年中,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曾在多米尼加、尼加拉瓜、海地、墨西哥和古巴等地参与战争,用武力“恢复那里的政治、经济秩序”。

四、主动发挥海军决策机构的关键作用是美国海军战略选择高效有力的组织保障

战略选择主体是战略选择的决定者和实施者,直接决定和引导着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进程与结果。美国是所谓的民主制国家,实行分权制衡的原则。随着历史的演变,美国海军战略选择主体也不断发展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海军战略选择主体主要有国会、总统制政府和海军部等。从大的方面来看,国会和政府是战略选择的上层主体,因为国会拥有宣战权和财政大权,总统则是武装部队总司令,对海军的发展具有决策权。美国海军决策机构显然位于选择主体的下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国家安全决策机制的不断发展,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也浮出水面,成为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中层主体。从美国海军战略选择主体的构成来看,以海军部为首的海军决策机构处于选择主体的底端,但它是海军全局的直接把握者,是海军战略选择的具体组织者和实施者,是影响上层、争取战略主动的组织核心,是战略选择流程中的关键所在。从选择主体的角度来看,美国海军战略是选择主体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产物。纵观美国海军历次战略选择,可以明显地看出,美国海军战略决策机制的完善程度及主动作为的力度,是在战略选择主体组织群的斗争中,争取主动,力保胜出的组织保障。

在第一次战略选择中,美国海军、特别是海军官兵基本上被排除在战略决策层之外。海军部组建之前,海军从属于陆军,只是一个临时性、应急性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海上民兵”,海军完全是国会和政府任意决策的对象,没有任何的话语权。因此,海军的解散也就在所难免了。海军部组建之后,海军部成为海军的代言机构,但深囿于军队威胁论的思潮,美国上层对海军的敌视程度很高,因此采取文官治军的原则,文官控制了海军的大政方针问题。而且,当时的海军部文官质量低下,难以成为美国海军忠实代表,往往成为政党政治和国会的“政治玩物”。由于海军决策机构还比较稚嫩,又不健全,难以代表海军的根本利益,不能据理力争地证明海军的地位作用,无奈地在政治的斗争中“随波逐流”,丧失了战略主动,所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海军战略选择的曲折进程。

在第二次战略选择中,美国海军的决策机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相比于第一次战略选择,海军军人影响和参与决策的程度有了大幅的提升。海军军官成为海军部各局的主官,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海军部的决策。美西战争时期,以马汉为首的三位海军军官组成的战争委员会,负责向海军部长提供战略战术上的建议,进一步提升了海军军人的地位。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执政时期,曾直接聘用马汉为军事顾问,并多次提议在海军部内设立海军作战部,为海军战略地位的上升奠定了基础。到1915年海军作战部最终设立,进一步提高了海军的决策机构,使海军部内有了海军军方的代言人,大大健全了海军决策机构的海军化程度,为以后的战略选择奠定了组织基础。此时,海军部深受马汉海权论的影响,积极作为,向政府和国会提出发展海军的宏伟计划,大部分计划都得到了落实。第二次战略选择时期,海军决策机构海军化程度的提高和战略决策机构的主动作为,为顺利实施海军的战略选择提供了组织保障。

在第三次战略选择中,海军的战略决策机构地位相对有所下降。权力日益加强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成为战略选择的中层主体,战略选择主体的纵深进一步拉大,海军战略决策机构呈现出被“边缘化”的趋势。这一变化是不可变更的客观实际,海军只能更加主动地加以积极适应。遗憾的是,在复杂的战略环境中,海军决策机构却长期滞留于低层次的财政拨款、兵力结构等问题,弱化了战略视野,没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没有主动作为以影响国家战略决策层,导致了第三次战略选择的波折和磨难。一直到莱曼出任海军部长之后,海军部才取得了战略主动,并组建了战略研究小组等专门的机构,为不断吸纳下层的建议开辟了途径和渠道,并以官方的形式颁布了美国海军第一份海上战略,争取到了政府和国会的支持,获取了战略主动,赢得了海军的复兴。

对美国海军四次战略选择进行纵向比较,第四次战略选择最为稳健、有序和顺利,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在于海军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决策机制和机制的不断革新。海军部和海军作战部充分发挥海军战略决策机制的统领作用,同时将海军学术机构、舰队和相关机构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纵横兼备的团队,可以最大程度地确保战略决策的科学性。海军决策机制敏锐应变,积极作为,及时出台适应新环境的战略理论,在这一方面,海军作战部发挥了突出的作用,这是相比于莱曼时期的一个突出特点,进一步凸显了海军军方在战略决策机制中的地位作用。冷战后,海军决策机制不断进行组织完善和机构整合,以提高决策机制的效能。美国海军战略决策机构的不断完善和积极作为,使海军的组织效能大大增强,为海军赢取战略选择的主动权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总的来看,冷战后美国海军阶段性战略调整与综合性新海上战略的出台,都是比较顺利的,基本上都得到了国家决策层认可,海军决策机构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可以说,美国海军的战略决策机构历经演变和发展,已经形成了体制完备、功能健全、灵活应变的架构。这对美国海军的战略选择提供了强大的组织保障,在更大程度上确保了战略选择的可靠性和合理性。

总之,海军决策机构是海军的组织核心与海军团体的代言人,海军决策机构的健全程度和作为能力对战略选择进程发挥着极其关键的作用。

1890年《海军法案》的通过,标志着美国海军战略转变的开始。因为战列舰确实标志着一个新的起点,一个力争夺取制海权这一新的海上战略的起点。标志着国会认同了对海军防御体制的革命性的背离。这一法案是朝着创立战斗舰队以夺取远海制海权的第一步,一旦开始,国会就再也不能逆转这个趋势了。

马汉指出,海洋是连接世界的“桥梁”和“内线”,国家强大之后,便可以依托海洋的便利,进而控制世界,英帝国的兴起正是走了这样的道路。因此,马汉特别认同西塞罗的格言: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贸易;谁控制了世界贸易,谁就控制了世界财富,从而也就控制了世界本身。马汉提出的海洋是通道的海洋观,推翻了长期以来美国人所坚持的海洋是屏障的海洋观,并纠正了长期以来美国人漠视海洋的思想惯性,也将美国人的视野从大陆引向海外。

罗斯福对欧洲和远东采取均衡的政策。罗斯福在期望欧洲保持均势时,对英国的友谊表示感激,他坚决反对同英国进行海军军备竞赛。对德国则日益不安,德国入侵加勒比海或拉丁美洲其他地区的恐惧,像梦魇一样折磨着他,他坚信德国皇帝总有一天会在西半球挑起事端。他相信只有建立仅次于英国的作战舰队才能消除这种侵略,确保巴拿马运河的安全。[4]为保护美国在远东的利益,罗斯福采用均衡外交,特别是让俄罗斯和日本相互争斗、相互抗衡。日俄战争之后,美日矛盾突现出来,罗斯福将制衡的重点放在了日本身上。罗斯福很清楚:不管是在欧洲还是在远东,美国的威望都依赖美国海军的实力和声望。[5]可见,海军政策和外交政策紧密地结合起来,正如他自己津津乐道的“大棒金元”政策。只不过,以前通常是外交关系和国际危机影响海军的发展。而现在,海军政策开始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实质和走向。罗斯福总统完全主导了国家的对外政策和海军发展,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美利坚帝国的海军政策就是马汉思想的忠实执行者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海军政策。

五、高度重视政党及军种之争是美国海军战略选择巧妙胜出的重要捷径

美国政府是通过政党政治的方式来运作的,这就注定了政党政治必然对海军的战略选择产生重要影响,甚至在特定时期会发挥决定性作用。在美国海军第一次战略选择中,政党政治绝对性地支配了海军战略选择的进程与结果。联邦党是亲海军的政党,主张建设发展常备海军,而共和党是反海军的政党,反对建设常备海军。两党在海军政策上的截然分歧,直接导致了海军发展的大起大落和不稳定性。在联邦党执政时期,大力建设海军力量,海军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共和党上台后,又反过来极力否定联邦党的海军政策,大力缩减海军规模,致使海军面临崩溃和肢解的边缘。政党之争实质上是不同地区或不同集团的利益之争。当时的联邦党代表东北部沿海各州及工商业主的利益,共和党则代表内陆、南部各州及农场主的利益。可见,当时的政党之争带有极强的地区主义和本位主义的倾向。在严峻的政党斗争下,美国海军拿不出证明自己战略地位的理论依据,缺乏应对政党政治斗争的策略,无法取得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长期以来,美国海军只能沦为两党政治的牺牲品,这是美国海军第一次战略选择的一个重要教训。

在第二次战略选择初期,两党政治还是制约美国海军发展的重要战略因素,也赋予了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巨大变数。但进入19世纪90年代后,在马汉海权论的影响和感召之下,秉承了原共和党海军政策的民主党改变了自己顽固的反海军传统,使美国海军战略选择基本超越了政党政治的“顽症”,两大政党对海军的发展基本上形成了战略共识,这才确保了战略转型稳步有序地推进。

在冷战后期的卡特政府时期,政党政治再一次浮现出来,对海军战略选择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民主党人的卡特总统上台后,大力否定前任共和党政府的海军政策,极力贬低海军的战略地位,企图将海军削弱为辅助性、支援性军种,引发了海军地位的大辩论。共和党人里根上台后,否定了卡特政府的海军政策,大力恢复海军优势,重新筹划海军的战略运用,最终确定了冷战期间海军的战略地位,完成了战略选择。

冷战后,美国新海上战略的构建过程中,高度重视政党政治的沿革。美国海军极力将新海上战略置于两党政治之外,从国家战略的稳定需求出发来筹划稳定的海军战略,使新海上战略既适应当时共和党政府,又能迎合即将上台执政的民主党政府,从而确保了新海上战略的持久稳固。美国海军的这一做法,表现出了高超的政治谋略。可见,美国海军在战略选择中,是否高度重视政党斗争会对战略选择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

任何国家都永远不可能存在足够的资源来满足所有的国家安全需求,也就说,用于防务的财政开支总是有限的。有限的财政开支在不同军种之间分配,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造成军种间的不良竞争,引发严重的利益冲突,严重干扰军种的战略选择进程。在美国海军战略选择中,军种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是制约其进程的又一重要因素。海军学会妥善处理军种之争是海军必须面对和处理的又一重大战略问题。

从历史上来看,美国海军是脱胎于陆军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在海军部成立之前,海军事务是由陆军部主管的,是受大陆军主义严重制约的。当时的陆军极力垄断和维持自己的利益,防止海军从中“分羹”。在这种状况下,海军的发展缺乏稳定性,呈现出起落不定的局面。往往是在海上利益遭受劫掠的压力下,海军才能获得暂时的重视,威胁一旦消除,削减海军开支的“利斧”随之而来。相对而言,陆军的地位是比较稳定的,经历的波折和起伏非常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军种之间的竞争呈现出白热化的状态。陆军和新兴的空军都将矛头指向了海军,特别是一度掌握核垄断的空军,他们大力鼓吹“海军无用论”和“核武器至上论”,极力贬低甚至企图肢解美国海军。这个时期,美国海军的生存再一次面临严峻的挑战,海军只能被动应对,疲于奔命。在这种形势下,亲空军的国防部长路易斯·A·约翰逊坚信在核条件下,海军的“战斗生涯已经结束”,海军只能担负支援性的辅助任务,不能再是一个战略性军种了。他一上台,就大力推行大规模削减海军的计划,结果引发了“海军将官造反”运动。在这种恶劣的军种竞争的环境下,美国海军主要围绕着预算分配问题同其他军种进行激烈的斗争,难以理性考虑和运筹海军的战略问题,这就严重迟滞了美国海军冷战期间的战略选择。

冷战后期出台的海上战略,主动提出要和其他军种联合,巧妙地淡化了军种竞争的问题。海上战略提出该战略是国家军事战略的海上部分,既将海军战略提高到了军事战略的高度,也大大减弱了其他军种对海军的抨击,保障了海上战略的顺利通过和实施。

到冷战后期,美国为了克服军种间的不良竞争,于1986年颁布了《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奠定了联合作战的法律至尊地位,极大程度上控制了军种间的不良竞争,将各军种共同引向联合作战的高度。冷战后,联合作战条令和理论不断出台,进一步规范了军种间的分工与合作。因此,冷战后军种间的矛盾和斗争才没有冷战时期那么尖锐,那么突出。冷战后,美国海军阶段性战略调整及新海上战略的出台,都充分强调了联合作战,较好地处理了军种关系,这也是战略选择顺利推进的重要原因。

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进程有力证明了,要消弭外在的阻力,确保战略选择的顺畅,必须高度重视政党及军种之争,处理好自身与其他诸方面的关系,这是美国海军战略选择所揭示的又一条基本准则。

2.民主党继续推进海军的战略转型

由于海上贸易的“有限性”必然导致竞争和利益冲突,最终导致战争的爆发,因此要控制海洋贸易和海上航线,就必须发展相应的国家海权(Sea Power,也称海上力量,或海上实力)。正如马汉所断言的,“海上交通线是一个国家实力和战略的最为重要的独一无二的因素。确保己方交通线同时切断敌方交通线的能力,是一个国家武装力量的根本,也是海上强国的天赋特权。”[4]

促成美国海军跨入世界前列的大发展

六、力排错误思潮的干扰是美国海军战略选择避免滞误的先决条件

美国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涌现过一些错误的思潮,严重干扰和制约过美国海军的战略选择。这些思潮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显现出极强的影响力和干扰作用,成为影响战略选择的重要因素。在对待错误思潮方面,美国海军经受了许多的磨难,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

1775-1815年期间,“军队威胁论”思潮是一股强大的势力,阻碍和制约着美国海军建立、重建与常备化的进程。美国海军长期屈从于这一思潮,没有主动地评估这一思潮,揭示这一思潮的问题和弊端,也未能说明建立海军的独特作用和特殊意义,海军只能在这场不对称的较量中,谨小慎微地活动,难以破除错误思潮对海军战略选择的精神禁锢。

第二次战略选择之前,传统的“大陆主义”思想在国家决策层和海军内部仍是强大的思想“顽症”,这直接导致了海军的严重倒退,使海军堕入新的低谷。一直到马汉海权论出台之前,这一落后的思想还是大有市场,制约着海军新的战略选择。因此,马汉海权论只有在彻底摧毁这一战略思想的基础上,才能扎根发展。马汉海权论的出台,深刻揭批了“大陆主义”的弊端,阐释了美国走向海外,走向大洋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将“大陆主义”这一思想逐出了历史舞台,确立了海权思想的稳固地位。第二次战略选择中,美国海军力排错误思潮干扰的举措,大力弱化了选择进程中的思想斗争,确保了战略选择的顺利推进,这是美国海军力排错误思潮干扰的重要经验。

冷战初期,“核武器至上论”和“海军无用论”两种错误思潮大肆泛滥,甚嚣尘上,严重地影响了美国战略决策层的判断力,严重干扰了美国民众的理性视听。针对危及海军生存的“海军无用论”,美国海军奋起抗击,甚至掀起了“海军将官造反”运动,但批判并不彻底,只是极力避免海军地位的下降,对国家决策层没有产生根本的影响。一直到朝鲜战争的爆发,才以战争的实践暂时清除了这一错误的思潮。到20世纪70年代卡特政府时期,新的“海军无用论”再次蠢蠢欲动,威胁到海军的战略地位。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在于海军对这一思潮缺乏本质的认识,关键是没有相应的理论来抗击这一思潮,对新形势下海军战略地位与作用的认识缺乏应有的理论创新。

相对而言,美国海军对核武器作用地位的认识还是比较客观的,一方面,担心空军垄断核武器会进一步恶化海军的战略地位,于是指出核武器的局限性,反对核迷信。另一方面,极力适应核时代,大力推进海军的“核革命”。但是,从实践上来看,美国海军对“核武器至上论”的本质也认识不清,甚至也有随之起舞的现象。20世纪50年代揭开“核革命”序幕之时,美国海军在内部也推行“核至上”的政策,贬低和忽视了常规海军力量,没有及时更新常规海军力量,造成了20世纪70年代常规海军力量颓废和陈旧的严重局面。到莱曼部长推行“600艘舰艇”海军时,才彻底改变了海军内部核常严重失衡的局面,基本实现了海军力量的核常兼备,保持核常平衡的态势。

总体而言,在战略选择的进程中,美国海军多次对错误思想认识不清,不能进行有效应对,造成战略选择的滞后,这是美国海军战略选择过程中的又一重大教训。


[1] 倪峰:“美国大战略的历史沿革及思考”,《当代世界》,2008年11月号。

[2] Samuel P. Huntington, “National Policy and the Transoceanic Navy,” U.S. Naval Institute Prrceedings , pp.483-93.

[责任编辑:诺方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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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年,民主党人格列弗·克里弗兰就任总统,在民主党的领导下,重建海军的进程非但没有被逆转,反而得到了大力的推进,所有这一切发展海军的主张都背离了民主党的传统。1894年11月,海军部长希拉里·A·赫伯特在马汉的第二本巨着《海权对法国革命和帝国的影响,1793-1812》的激励下,认同了海军防御的主力舰理论,他的说法较之共和党的前任,更为坚强。

2.海权的内涵及影响要素

1.提出并实现了世界第二大海军的目标

赫伯特特别反对建造非装甲的巡洋舰,大力支持建造更多的战列舰。[5]赫伯特认为,海军不仅仅是战时保护本土的工具,也是和平时期促进国家海外利益和强制执行国家外交的力量手段。海军是商业扩张的先锋,是促进和保护美国在远东、南太平洋、中南美洲和其他遥远地区利益的依托。“我们的海军必须是高效的,为推行国家明智政策提供影响和力量。”[6]他大力主张,美国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这支海军不仅能“保护我们漫长的海岸线,也能为海外的侨胞提供毋庸置疑的保护,为我们的外交提供必需的支援,并在各种环境下维护国家荣誉。”[7]赫伯特部长的言论明显宣扬强权政治,也是实践马汉理论的重要一步:海外殖民地是维持海军力量所必需的,而在遥远地域和海域,支持国家外交、捍卫国家尊严和商业又必需强大的海军力量。

对于海权的内涵,马汉本人也没有明确地加以界定,他更愿意用各种形式的历史范例和评论来揭示海权的内涵。马汉认为:“海权的历史,从其广义来说,涉及了有益于使一个民族依靠海洋或利用海洋强大起来的所有事情。但是海权的历史主要是一部军事史。”[5]马汉频繁使用的海权一词主要有两种含义,一个是狭义的海权,就是海上“军事”力量;另一个是广义的海权,既包括以武力方式统治海洋的海军力量,也包括那些与维持国家的经济繁荣密切相关的其他海洋要素。马汉认为,广义的海权应当首先包括海洋经济,即生产、海运和殖民地,因为它们是决定一个国家经济繁荣的三个环节,是生成海权的物质基础,也是海军力量产生的根本目的;其次,还包括以武力方式统治海洋的海军力量,即军事性质的海军力量,因为海军力量是保护那些与生产、航运、殖民地密切相关的国家利益的坚实后盾。两者有机结合,密不可分,相互支撑,从而铸就了强大的国家海权。正如马汉所言的:“海权在于强大的海军和海上贸易两者的结合。”

在马汉优势舰队思想的影响下,罗斯福积极推行“大海军政策”,即建立一支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大海军,以应对未来10到20年的危机。为了实现“大海军”的战略目标,罗斯福总统改变了海军的战略思想。以前,美国海军奉行的是消极防御战略,即“近岸守土,区域保交”战略。根据马汉的理论,罗斯福认为海军是美国对外扩张的唯一手段。他认为,海岸防御是海防工事的任务。现代海军的战略价值在于采取攻势作战,夺控制海权。海战的主要目标是摧毁或封锁敌人的作战舰队,这是实施商业封锁或发动军事攻势的前提。他声称:“能有效地保卫我国沿海反对外国海军可能行动的唯一方法是摧毁那支外国的海军。”

这一时期,马汉的名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到1895年,马汉的名字和思想已经是闻名国内了,在国会内部的辩论中,也经常引用和广泛采用。在马汉思想的推动下,民主党政府和民主党占多数的参众两院,继续创立战列舰舰队的工作。1894年12月,克里弗兰总统签署了赫伯特部长提出的“再建造3艘战列舰”的提议,并在国会获得最终通过。

马汉还论述了影响国家海权能力的六个重要条件,这就是地理位置、自然环境、领土范围、人口数量、民族特点、政府性质。其中,前三项条件都是地理性的,是客观存在的,这些客观环境会影响主观条件的倾向;后三项条件可以人为地加以引导,带有主观性的特征。从马汉的系统论述中可以看出,他所说的人口数量并非指人口总数,而是指从事与海洋有关职业的人口数量占较高的比例;民族特点,最重要的是一个民族乐于投身海洋事业的总体倾向;政府性质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因为政府的政策和行为对一个国家海权能力的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没有政府的英明决策和领导,没有长远的战略眼光,没有持之以恒的政策,海权的发展将一事无成。

罗斯福将建立战列舰队作为海军建设的重点。1905年海军部长查里斯·J·波拿巴的年度报告宣告了海防战舰的末日。他说:“海防战舰代表的是过时的防御思想,在1812年战争中就证明它们毫无用处,最近的海战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6]罗斯福运用各种手段,对国会的海军立法施加影响,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罗斯福执政时期,每年至少批准建造1艘战列舰,其中1903年还批准建造3艘。1901年到1905年期间,国会每年给予海军的拨款从1901年的8500万美元增至11800万美元,国会批准建造10艘一流的战列舰。[7]到1907年战列舰总数已经达到20艘,战列舰实力仅次于英国,跃居世界第二位。可见,在罗斯福的大力倡导下,美国海军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顺利实现了世界第二大海军的战略目标。经过罗斯福的辛苦经营,美国海军发展成为一支仅次于英国海军的、具有强大制海能力的海军力量。

这些法案的通过,表明了国会对海军防御的主力舰理论的最终认可。国会对主力舰理论的认同,不但将国家立法与行政机构联合起来,也将国家立法与海军联合起来。而后两者都致力于推行夺取广大区域的绝对制海权,这些海区从美国沿岸海域大大向外推进。

马汉认为,美国已经基本具备发展海权的大部分条件,现在需要做的是调整战略,扶植和发展美国海上力量。如此,美国必定成为继英国之后的又一海洋强国。[6]

马汉认为,民族特点是影响海权的一个重要因素,塑造民族特点的一个重要手段是提高海军的公众舆论度。注重公众舆论是美国海军兴起中一个基本因素,在罗斯福执政时期,这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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